《重说中国近代史》—张鸣—(3)两个世界最初的碰撞（续）

一：英国对中国政策的成本核算

在当时，凭借英国的实力是可以统治中国的，但是英国并没有。此时世界已经进入了殖民时代，大英帝国在全球许多地方已建立起了殖民地。不过，英国是一个商人国度，在制定对外政策时都会进行周密的成本核算，仍然是以考虑成本和收益作为制定对外战略决策的出发点。

英国人明白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完全摧毁其国家机器，进而建立起一个新殖民政府的代价太高，不是它的利益所在。他的目的只是要打开中国的市场。（就是出与这个目的，当年马嘎尔尼来华也是想谋求一个地方作为商业据点。当然最终他们看上了香港）也因此，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尽管他们当时派来了舰队，也只是想恐吓一下中国人，如果恐吓能达到目的，那就轻松了。

归根结底，英国的目的就是为了打开中国的市场，获得利益，而不是为了统治中国。

二：中英的战争技术与战略对比

当时（一鸦），英国的工业革命还没有结束，从武器上讲，双方当时的差距还不是太大，派来的军舰大多是大帆船，也有一些轮船。英国人的炮和枪基本还都是前装式的，比我们的精度是要好，但基本还处在一个档次上。他们的火炮无非是比我们装药快一点，射速高一点，也灵活一点。船舱里头的炮架带着轮子，他们装填好弹药之后，把炮推到炮口，打出炮弹后，炮架会因为后坐力退回船舱，船舱后有大的棉花包，防止后坐力对船体的破坏。当时每一尊炮都是利用绳子牵引的，如果绳子乱了，炮就会乱撞，甚至撞毁船体，在历史上出过很多这样的事物。这样的情况下，尽管炮的火力很猛，但是中英两国还是处在同一数量级上的。

除此之外，林则徐到广州后，采取了一系列的变革。但是，确实，英国的火炮就是比中国的好。
枪也是如此，虽然，清军装备火铳的人数比英军装备枪支的人数多，但是英军有自己战术，他们作战时组成方阵，当时不像后来这样讲究散兵线，士兵们会排成三到四排，前排放枪，后排装药，前排射击后立即后退，后排就顶上，层层轮换，有条不紊，这样方阵就能够保证不断地发射。当中国人面对着这种能持续放枪的方阵时，不消一会儿就散了——被打散了或吓散了，当然也就无法对英军造成实质性的伤害。这种情况在世界其他地方都很常见，真的不是中国士兵太怂，只是英国人的战术真的太厉害了。

当时的中国人也不知道应该如何构造和使用炮台，英国人后来攻打虎门炮台时，林则徐只知道往上增兵，这有什么用？想想看，炮台也就一小块地方，平时几十个人就足够了，无非就是搬搬炮弹，放一下炮，往上增兵几百人有什么用啊？没什么用，只能是给人家当活靶子炸。

而且，我们的炮台有一个致命弱点——没有盖。在当时，火炮的威力还不算大，如果炮台上加筑了顶盖儿的话，炮弹一般射不进去，只会砸一个小坑，只有开花大炮才会在发射到预定目标后爆炸，此时威力才大一点，但如果防护坚固一点，也可以顶一阵。所以，当时如果炮台有顶盖，就能起到很好的防护作用，可是那时的炮台基本都没有盖儿。这样的炮台只能参观，打起仗来基本没用。

所以说，回望当年的鸦片战争，中英两国在物质上的差距不是很大，关键还是在战争境界上差了档次。毕竟，在那之前也没有什么强劲的对手。

三：开放教禁——再度开放

之后法国、美国就跟着来了。法国当时是罗马天主教教皇的护教国，也就是说它有支持宗教传播的责任。在中法《黄埔条约》中，对比《南京条约》多了一项条款，就是开放教禁。开放教禁以后，事情就发生了很大变化。新教在传播中虽然引起的纠纷不多，但它给中国带来的变化和影响十分重大，比如太平天国起义的诱因之一就是新教的传人。后来中国的变革，从自强运动、洋务运动到戊戌维新，甚至到民国后的军阀时期，很多都跟新教有关。真正在中国有影响的传教士，基本都是新教的传教士，这很有意思。还有像《万国公报》这样由新教教士创办的报纸，对中国思想界起到了一定的启蒙作用。

中国最根本的变化是要靠信息的输入，而不是枪炮，枪炮只是一个引子，要想真正让这个古老的帝国发生变化，其实还主要得靠新信息的输入，而当时的信息输入者之一就是新教。所以说，关于新教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在以前的中国历史研究中，可能长期被低估了。

四:传统历史缔造的两个神话

传统的灌输式历史，缔造了两个神话。

其一：忠奸格局的神话（对于很多事，信的人多了，就被默认真实，然而也只是在掩耳盗铃。小马宝莉她哪暴力？）
它实际上最初是一个民间流传的范本，民间常常流传杨家将、岳飞传之类的爱国故事，在这种故事的叙事中，忠于国家的将领在前线杀敌报国，一般来说是胜券在握的。但他们最后失败了，为什么呢？民间的说法就是有奸臣在后方捣乱。这种叙事的逻辑是：如果后方没有奸臣捣乱，中国人将每战必胜。

民间流传开了，自然朝廷就会收到影响。

在民间叙事中，林则徐是忠臣，洋人们都怕林则徐(即使是现在我们也有人这么认为，是错误一代一代传下来了)，穆彰阿、琦善他们则是奸臣，专在后方捣乱，如果没有他们，鸦片战争的结局肯定不会是这样。当然事实并非如此，洋人们怕林则徐吗？其实不怕，后来林则徐被派到浙江，跟裕谦一起组织抵抗，也是照样失败。事实证明，琦善来了之后，并没有削弱广州的防务，最后还不是一败涂地。林则徐一个人是不可能挽救清朝的败局的，他也就是刚睁开眼睛而已，睁开眼后他也没有办法来战胜这些洋人，他也手足无措。

而且，不一定在前线的就是忠臣，身处后方的就是奸臣。茅海建先生的论著告诉我们，待在后方还没有上前线的人，一般都喊得很凶，都是忠臣，可一旦上了前线就完了，因为他们发现事情和想象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我们老百姓会跟英国军队做买卖，因为他们发现洋兵很少欺负他们。农民们挎着盛着茶叶蛋什么的篮子，很勇敢地爬上大军舰，跟英国人做交易。

所以，到前线的官员都很恐慌，感觉遍地都是汉奸。当时的朝廷想发动群众，借此组织民团。于是另一个神话也在此形成了。**就是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这有点想老虎棒子鸡的游戏（类似石头剪刀布）,中国人骨子里就喜欢这种游戏。

像三元里抗英这件事，其实就经过了我们长期的演绎加工。英国人明明就损失了一个人：英国人用的是火绳枪，需要用明火将引火索点着，然而当时大雨如注，火绳枪也就起不了作用，然后有个英国士兵就被中国农民用钩镰枪给钩去了。英国人发现后，又派出一个燧发枪连的士兵去把受围困的军队救回来了。就这么一件事，却演绎成了三元里抗英斗争大捷。

如果当时我们的民众能对英军产生这么大的威胁，那也就不会打败仗了，说到底也只是个神话，骗自己罢了。

五：通商口岸—上海

当时上海还是一个小县城，一个非常非常不起眼的小县城，本身主要是长江所携带的泥沙在入海口形成的三角洲，发展历史比较短，没有什么底蕴。但上海的优势在于位居长江口，而且跟江浙是一体的。它是江浙向外的一个延长点，以广大的长江沿线为腹地，尤其是以长江中下游这一地区为支撑。而那里从唐以后就是中国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地方，在清朝依然是如此。这一带的农民没有多少自然经济的概念，他们的生产主要是为了交换。

上海这一地区有很强大的商业潜力，而且有根基很深的市场网络和商业传统，所以很快就能跟外商达成一致，很多原来在澳门、珠海一带跟洋人打过交道的人也很快在上海找到了新的发展机遇，于是这个地方很快形成了一批买办商人，上海的广东帮逐渐形成，并在上海立足。到了1850年以后，上海的对外贸易总额已经超过广州，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

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的出现，也在日后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不仅一跃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也成了文化和政治中心，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很多事儿都是在上海发生的。越往后，上海的重要性越强。上海的出现，使中国的政治地理格局发生了改变。

六：清政府对鸦片战争的态度

他们希望尽快把这场战争以及它所带来的影响消解掉，统治者希望假装这事情没发生过。当时不仅是朝廷，普通百姓也希望把鸦片战争给忘了，士大夫都假装不知道。毕竟此时还只是五口通商嘛，整个内地还看不到多少洋人，也看不到什么洋货，除了鸦片。而鸦片此前已经输入，所以大家觉得都无所谓，从上到下竞相装鸵鸟。没有人想办法去改善军备，改易军事制度，或者学习西方造点大船——最早也有人模仿，但工艺不行，造不出来，就算了，没人想去买一艘回来仿制。《南京条约》一签，所有事情就过了，然后就想怎么把开放了的几个口子重新封上。以前是一个口子，现在多了四个小口子，多了就多了呗，我还可以把它们封上。于是，随后就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七：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又称为亚罗战争。
“亚罗号事件”，其实是一个非常微不足道的事件，一艘挂着英国国旗的中国船，被中国水师查了一下，然后有个中国士兵把那面英国国旗拽下来，踩了一下。
在当时却比较麻烦。首先，当时中英还没有建交，当时中国政府还没有承认英国外交使节的正当性，而且当时中国也没有专门的机构管理这种事件。

最重要的问题在于，当时的英法两国，尤其是英国，根本就不想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这一问题，它们不希望这一事件被简单地处理掉，而是想以此为借口，迫使中国进一步开放。英法觉得五口通商很不够，除了上海以外，其余的口岸都不合格，所以这一次必须让中国真正地开放市场，必须要让通商口岸扩大到沿海各处。要让中国全面接受正在形成中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如果恫吓不起作用的话，那就只能打了。于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燃起了战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