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术语解析(一)

一、基尼系数概述
　　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于1922年提出的，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

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

　　其经济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基尼系数最大为“1”，最小等于

“0”。前者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即100％的收入被一个单位的人全部占有了；而后者则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

配绝对平均，即人与人之间收入完全平等，没有任何差异。但这两种情况只是在理论上的绝对化形式，在实际生活中一般不会出

现。因此，基尼系数的实际数值只能介于0～1之间。　　目前，国际上用来分析和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方法和指标很多。基

尼系数由于给出了反映居民之间贫富差异程度的数量界线，可以较客观、直观地反映和监测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预报、预警和

防止居民之间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因此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和普遍采用。
基尼系数的区段划分
　　基尼系数，按照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

　　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

　　0.2-0.3表示比较平均；

　　0.3-0.4表示相对合理；

　　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

　　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

　　经济学家们通常用基尼指数来表现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财富分配状况。这个指数在零和一之间，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

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反之亦然。

　　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在0.24到0.36之间，美国偏高，为0.4。中国大陆和香

港的基尼系数都超出0.4。

　　此外洛伦茨曲线讲的是市场总发货值的百分比与市场中由小到大厂商的累积百分比之间的关系。洛伦茨曲线的弧度越小,基

尼系数也越小。

我国目前基尼系数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贫富差距逐步拉大，综合各类居民收入来看，基尼系数越过警戒线已是不争的事实

。我国基尼系数已跨过0.4，达到了0.46。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总人口中20%的最低收入人口占收入的份

额仅为4.7%，而总人口中20%的最高收入人口占总收入的份额高达50%。突出表现在收入份额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等方面。将基尼系数0.4作为监控贫富差距的警戒线，应该说，是对许

多国家实践经验的一种抽象与概括，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但是，各国、各地区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居民的承受能力及社会价

值观念都不尽相同，所以这种数量界限只能用作宏观调控的参照系，而不能成为禁锢和教条。目前，我国共计算三种基尼系数，

即：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城镇居民基尼系数和全国居民基尼系数。基尼系数0.4的国际警戒标准在我国基本适用。从我国的客观实

际出发，在单独衡量农村居民内部或城镇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时，可以将各自的基尼系数警戒线定为0.4；而在衡量全国居民

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时，可以将警戒线上限定为0.5,实际工作中按0.45操作。

我国基尼系数变动分析
　　在基尼系数的变动中，与调节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密切相关的税收无疑是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重要层面。但是，从总体上

看，现阶段我国税收在调节社会公平的再分配功能上存在着弱化和缺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税制结构不合理限制了税收公平调节功能的发挥，并存在强化收入不均等的趋向。

　　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宏观税负、税制结构、税种设置和各税种的税基、税率调整来实现的。税制结构简言之

，就是税种的布局问题。不同的税制结构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以及收入公平的实现有很大差异。以所得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其基本

特征是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和主要税收收入来源，所得税收入一般占税收总收入的60％以上，流转税收入一般不超过总收入的20

％，此税制结构有利于体现税收的社会公平，对调节收入分配具有良好的效果。我国目前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在充分发挥收入

功能，保障税收大幅度增长的同时，由于其适用比例税率，在收入分配的调节上具有累退性，且流转税易转嫁，其比重越大，收

入分配的差距就越大。

　　2，税收调节体系不健全，各税种之间缺乏整合力，影响了税收公平调节功能的发挥。

　　调节个人收入分配不能仅靠个人所得税，必须建立一个调节收入分配的税收政策体系。

　　3，个人所得税制度设计不规范，制约了税收公平调节功能的发挥。

　　个人所得税与其他调节收入分配的税种相比，是调节收入分配能力最强的税种，在实现收入公平分配职能方面发挥着其他税

种难以替代的作用。

专家对基尼系数现状的应对措施
　　1，改变现行税制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的制度缺陷，完善税收调节体系，使税收调节分配的功能在居民收入、存量财产、投资

收益等各个环节得到有效发挥

　　针对我国税收调节存在单一、缺失、弱化的状况，建立多税种，立体式、全过程的税收调节体系。要完善税收政策，逐步建

立一个综合协调配合，覆盖居民收入运行全过程，以个人所得税为主体，以财产税和社会保障税为两翼，以其他税种为补充的收

入分配税收调控体系。

　　2，运用综合调控手段，加强对高收入阶层的税收调控

　　一是加快个人所得税改革，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模式。

　　二是深化消费税制改革。充分发挥消费税商品课税再分配功能，对必需品适用低税率或免税，对奢侈品适用高税率。

　　三是可考虑对储蓄存款利息课征的个人所得税采用累进税率，以及开征物业税、遗产税等税种。

　　3，把“富民优先”作为经济发展新阶段以及解决基尼系数拉大问题的重大经济政策，对低收入者实施积极的税收扶持政策

　　一是完善支持农业发展的税收政策措施。农业的基础地位和弱质产业特性，要求政府在取消农业税之后，进一步在提高农业

生产专业化和规模化水平、大力发展农业产业集群、健全现代农产品市场体系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具体讲要对农业生产资料采

取更加优惠的增值税税率，降低生产资料价格，减轻农民负担。

　　二是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使民营经济得到长足发展。我国中小企业在解决社会就业、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的重要

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三是加大对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税收支持力度，推进就业和再就业。

　　四是建议开征社会保障税。

　　4，完善配套措施，加大对非常态高收入阶层收入的监管

　　目前，高收入阶层主要为企业家、影视歌星球星、垄断行业从业者、政府官员“寻租”灰色收入者、非法地下经济暴发户等

。建立有效的个人收入监控机制，做好个人所得税税源监控，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工作。

　　一是要加强对垄断收入的监管。

　　二是要积极推行存款实名制，并逐步创造条件实行金融资产实名制，限制非法收入。

　　三是对黑色收入和收入、灰色收入、钻各种政策空子所得的非常态收入要采取有效手段加以打击和取缔。

　　当然，在解决贫富悬殊、化解基尼系数“越警”方面，税收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必须和政府其他宏观经济政策一起共同发

挥作用，才能更好地解决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从而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和谐发展。

各国基尼系数比较
　　国别年份基尼系数

　　中国 1998 40.3%

　　印度 1997 37.8%

　　日本 1993 24.9%

　　韩国 1993 31.6%

　　菲律宾 1997 46.2%

　　泰国 1998 41.4%

　　南非 1993-1994 59.3%

　　墨西哥 1995 53.7%

　　美国 1997 40.8%

　　巴西 1996 60%

　　法国 1995 32.7%

　　德国 1994 30%

　　意大利 1995 27.3%

　　俄罗斯 1998 48.7%

　　英国 1991 36.1%

　　澳大利亚 1994 35.2%

历年中国居民的基尼系数
　　1995年0.389，1996年0.375，1997年0.379，1998年0.386，1999年0.397；其中，改革开放以来，从1978年到1999年农村居民

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2124，0.2407，0.2406，0.2417，0.2416，0.2439，0.2267，0.3042，0.3045，0.3026，0.3099，0.3099

，0.3072，0.3134，0.3292，0.3210，0.3415，0.3229，0.3285，0.3369，0.3361；同期城镇居民基尼系数为：0.16，0.16，

0.15，0.15，0.15，0.16，0.19，0.19，0.20，0.23，0.23，0.23，0.24，0.25，0.27，0.30，0.28，0.28，0.29，0.30，0.295

。

二、马太效应：Matthew Effect

简介
　　马太效应（Matthew Effect），是指好的愈好，坏的愈坏，多的愈多，少的愈少的一种现象。名字来自于《圣经·马太福音

》中的一则寓言。
１９６８年，美国科学史研究者罗伯特·莫顿（Robert K. Merton）提出这个术语用以概括一种社会心理现象：“相对于

那些不知名的研究者，声名显赫的科学家通常得到更多的声望即使他们的成就是相似的，同样地，在同一个项目上，声誉通常给

予那些已经出名的研究者，例如，一个奖项几乎总是授予最资深的研究者，即使所有工作都是一个研究生完成的。”
罗伯特·莫顿归纳“马太效应”为：任何个体、群体或地区，一旦在某一个方面（如金钱、名誉、地位等）获得成功和进

步，就会产生一种积累优势，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和进步。
此术语后为经济学界所借用，反映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赢家通吃的经济学中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
社会心理学上也经常借用这一名词。

马太效应来源
马太效应的名字来自于圣经《新约·马太福音》中的一则寓言。
《圣经》中“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由这么几句话：“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１９７３年，美国科学史研究者莫顿用这句话概括了一种社会心理现象：“对已有相当声誉的科学家作出的科学贡献给予的荣

誉越来越多，而对那些未出名的科学家则不承认他们的成绩。”莫顿将这种社会心理现象命名为“马太效应”。
《新约全书》中马太福音第２５章的寓言（和合本译文）：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

交给他们。按着各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五千，一个给了二千，一个给了一千。就往外国去了。那领五千的，随即

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五千。那领二千的，也照样另赚了二千。但那领一千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
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五千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五千来，说∶“主阿，你交给我五千

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五千。”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

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二千的也来说∶“主阿，你交给我二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二千。”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

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那领一千的，也来说：“主阿，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

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

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
马太效应揭示了一个不断增长个人和企业资源的需求原理，关系到个人的成功和生活幸福，因此它是影响企业发展和个

人成功的一个重要法则。

马太效应的现象
　　使用《圣经》中的一句话：“凡是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馀。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贫者越贫，富者越富。
一步领先，步步领先；
　　《新约·马太福音》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国王远行前，交给三个仆人每人一锭银子，吩咐他们：“你们去做生意，等我

回来时，再来见我。”国王回来时，第一个仆人说：“主人，你交给我的一锭银子，我已赚了１０锭。”于是国王奖励了他１０

座城邑。第二个仆人报告说：“主人，你给我的一锭银子，我已赚了５锭。”于是国王便奖励了他５座城邑。第三个仆人报告说

：“主人，你给我的一锭银子，我一直包在手巾里存着，我怕丢失，一直没有拿出来。”于是,国王命令将第三个仆人的那锭银子

赏给第一个仆人，并且说：“凡是少的，就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凡是多的，还要给他，叫他多多益善。”

马太效应扩展
１９６８年，美国科学史研究者罗伯特·莫顿（Robert K. Merton）首次用“马太效应”来描述这种社会心理现象。“对

已有相当声誉的科学家做出的贡献给予的荣誉越来越多，而对于那些还没有出名的科学家则不肯承认他们的成绩。”
　　社会心理学家认为，“马太效应” 是个既有消极作用又有积极作用的社会心理现象。其消极作用是：名人与未出名者干出同

样的成绩，前者往往上级表扬，记者采访，求教者和访问者接踵而至，各种桂冠也一顶接一顶地飘来，结果往往使其中一些人因

没有清醒的自我认识和没有理智态度而居功自傲，在人生的道路上跌跟头；而后者则无人问津，甚至还会遭受非难和妒忌。其积

极作用是：其一，可以防止社会过早地承认那些还不成熟的成果或过早地接受貌似正确的成果；其二，“马太效应”所产生的“

荣誉追加”和“荣誉终身”等现象，对无名者有巨大的吸引力，促使无名者去奋斗，而这种奋斗又必须有明显超越名人过去的成

果才能获得向往的荣誉。
　　“马太效应”在社会中广泛存在。尤其是经济领域内广泛存在的一个现象：强者恒强，弱者恒弱，或者说，赢家通吃。以经

济领域为例，国际上关于地区之间发展趋势主要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是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趋同假说”。该假说认为，由于资本的报酬递减规律，当发达地区出现资本报酬递减时，资本就

会流向还未出现报酬递减的欠发达地区，其结果是发达地区的增长速度减慢，而欠发达地区的增速加快，最终导致两类地区发达

程度的趋同。　　另一种观点是，当同时考虑到制度、人力资源等因素时，往往会出现另外一种结果，即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

之间的发展，常常会呈现“发展趋异”的“马太效应”。落后地区的人才会流向发达地区，落后地区的资源会廉价流向发达地区

，落后地区的制度又通常不如发达地区合理，于是循环往复，地区差异会越来越大。
　　而社会贫富差距，也会产生“马太效应”。在股市楼市狂潮中，最赚的总是庄家，最赔的总是散户。于是，不加以调节，普

通大众的金钱，就会通过这种形态聚集到少数人群手中，进一步加剧贫富分化。另外，由于富者通常会享受到更好的教育和发展

机会，而穷者则会由于经济原因，比富者更乏发展机遇，这也会导致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马太效应”。　　对政府而言，如

何在经济发展中避免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的马太效应，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课题。此外，在科学、学术研究中也存在“马太效应”

，研究成果越多的人往往越有名，越有名的人成果越多，最后就产生了学术权威。

教育领域的马太效应
　　教育中的马太效果主要可从这么几个方面来看：
　　其一，越是教授、专家，得到的科研经费多，社会兼职越多，各种名目的评奖似乎就是为他们设立的。现在，在科研领域存

在这样一种怪现象：科研经费的使用基本被垄断，从立项、评选、经费分配基本由少数专家控制。尽管某些项目从立题到完成与

一些专家没任何关系，但是，无论立项书还是最终成果也必须将某些知名专家的大名冠与首位。这样一来，一般学者的劳动果实

都成了专家的“成果”，使少数专家成了科研寡头。据说，某市级教育科研项目基本都是几位知名评委瓜分。
　　其二，过度投资建设名校。众所周知，国家对于教育的总投入是个定值，故对某些学校的投入过多必然造成对另外一些学校

的投入不足。古人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那些因投入充分而硬件和软件占绝对优势的学校想不成为名校恐怕都很困

难；而那些投入不足的学校，则因“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陷入了发展的“瓶颈”。这种因教育资源分配严重不均而造成的名校

与薄弱校的格局一旦形成，必将不断地被放大，形成所谓的“马太效应”，即“凡是少的，就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凡是多的

，还要给他，叫他多多益善。”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于是，资金、师资、生源严重地向名校倾斜，而薄弱校却出现了人、

财、物的全面危机。另一方面，就读名校也成了一种身份符号，满足了那些社会强势群体对于社会分层，以确定自身的价值与优

越感的需要，加速了名校与薄弱校的两极分化。“马太效应”的出现实质是社会强势群体对于社会弱势群体平等的教育权的掠夺

，必将加速社会财富与权力的两极分化，加剧社会矛盾，最终会引起社会的振荡；它造成了局部的繁荣，却扼杀了作为整体的教

育的生命，就像癌细胞的过度繁殖必将危及到作为整体的人的生命，而人生命的丧失却又使癌细胞失去了生存的基础，最后也必

与个体的生命一起消失，连局部的繁荣都将不可得。城市贵族子弟，自小得到的国家教育经费就多，国家将有限的教育经费基本

投资在城市里，高考得到特殊照顾的还是他们，相反，农村的孩子，尤其贫困地区的孩子，不仅在培养经费上严重受到歧视，在

升学、就职等更遭不公平待遇。
　　其三，将学生分为三六九等，给予不平等的待遇。按照在教育工作中，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师生间的感情冷漠，甚至带有某

种敌意，学生间的关系也不和谐，越是老师喜欢的学生，同学就越不喜欢，在班里受到冷落。本来学生关系很好的学生，只因为

老师表扬的多了，就使这些学生遭到同学的冷待。这与老师了解情况的片面和评价标准不正确有关。

反马太效应的方法
　　在学校教育中，“马太效应”的作用是消极的。例如，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学校领导称赞他，班主任更是经常表扬，回

到家中也倍受宠爱，如此优越的成长环境，带给他的也不都是欢乐。学生们给他的是这样的“优待”，风言风语声声：“老师就

想着他一个，什么好处都是他的。”“老师就夸他能力强，经常出风头，能力能不强吗？他有缺点，但老师还要护着他。”“什

么三好学生，优秀团员和干部，都是他得的，老师就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人。”等等。这类事情在学校并不鲜见，如果不注意这种

“马太效应”，那就必然造成只重视和培养少数拔尖学生，忽视和放弃大多数学生，形成少数和多数的隔膜、分化、对立。所以

有经验的老师往往这样说：要偏爱差生，发掘他们身上的闪光点。
　　“马太效应”是有其心理危害的，它会在教育中形成自傲和自卑的对立。对好学生过分偏爱的教师，其所带的班往往会发生

这样的问题：一部分人自负自傲，孤芳自赏，而另一部分人缺乏自尊，或自尊心受损，自暴自弃，上进心减弱。教育中的“马太

效应”使得少数学生成为精神“贵族”，多数学生成了受冷落的“被弃者”，我们应该防止这一教育的负作用，用反“马太效应

”的方法为每个学生的健康成长创造一个良好的心理环境。
　　反“马太效应”要求政府作为义务教育的责任者，承担起在量和质两方面为公民提供平等教育的责任和义务。在基本实现“

普九”之后，则应把重点放到让每一个学生都能享受到质量相差不大的义务教育上。为此，就必须使义务教育的学校均衡发展，

不能再厚此薄彼，人为加大他们间的差距。
　　反“马太效应”要求学校学生工作部门，应该从鼓励所有受教育者，调动和促使所有学生不断积极进取设立相应的奖项，如

既要有优秀学生、优秀班干部等奖项，同时也应该设立年度进步奖等，为后进生并具有更广阔跃进空间的学生创造条件，这是由

教育的特殊性决定的。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是用来培养人、教育人、改造人的，学校的教育经费很大程度是按照学生人数平均分配

的，为此经费的使用也应该面对全体学生。
　　反“马太效应”要求教师要对学生一视同仁，不可对好的学生过于“偏心眼”，相反，要更多地照顾后进学生，给他们以帮

助和温暖。在教育管理上，要追求“大面积丰收”，使每个学生都能得到老师的关怀，要知道，尖子学生的成长，是以学生的总

体水平为基础的。
　　如果我们透过表层进而研究内在的东西，请试想这个问题：为什么老师喜欢一个学生（特别是班主任），他就会得到很多的

好处？基本原因有三：一是因为老师有权力（在某些方面可能是独占），是支配者，学生没有权力，是被支配者。二是评价的标

准单一，老师（甚至只是某一个老师）的意见就是标准。但是要知道学生的优点和缺点是多种多样的，每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的优

点和缺点，如果只是按照一个标准来判断，难免不全面、不准确、不公正，而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会有偏好，这样的话难免造成

偏爱了。三是老师能力不足，功利心强，试想一下，老师为什么总是偏爱少数几个学生，这不能不说是刻意而为，这是因为功利

心，进而反应出来的问题是能力不足，因为他不可能把全班所有的学生或者一部分学生都变成最好，他必然要挑自己偏爱的学生

。
　　解决的根本方法在于什么呢？一是建立多种评价机制，不搞单一标准。二是民主互动评价，不光老师有权，学生也要有权评

价同学和老师。“三是安排辅导员专门负责学生的心理问题，负责学生的心理健康。这是一项很有专业性的工作，不是谁都能干

好的。”
　　总之，教师要尊重每个学生，照顾每个学生在不同情况下的自尊心，给每个学生以师爱，要树立“手心手背都是肉”的教育

观念，摆脱“马太效应”的误区，以反“马太效应”的正确教育观，解决学生的交往冷漠的心理。

股市马太效应
　　股票价格水平的升降与股市的增量资金数额（新入市或出市资金）和存量资金的周转速度成正相关关系，与股市的增量股票

数额（新上市或离市股票）和存量股票的周转速度成负相关关系。市场资金的增加和周转速度的加快表现为需求的扩张，市场股

票的增加和周转速度的加快表现为供给的扩张。
　　同普通商品市场一样，在同一价格变动的调节下，股票市场的需求与供给呈逆向或不对称性变动。同普通商品市场相反，股

票市场的价格机制对需求和供给都具有一种正反馈性的激励功能。这种价格正反馈机制总是强化着供给与需求的逆向变动趋势，

从而拉大或维持着供求不平衡关系。因此，在股票市场上，价格的上升会推动价格的上升；相反，价格的下跌则会导致价格的进

一步下跌。换言之，股票市场的内在机制以一种特殊的马太效应方式表现出来，它直接导致了股票价格背离基本价值而大升深跌

、暴升暴跌。
　　由于马太效应及股价的超常涨跌是股票市场内在运作规则的结果，因而它也就成为股票市场的必然的、常规性的运作形式。

股票市场必然有投机、必然超常动荡，因而股票市场永远是一个可以博取差价的场所。
　　股市在经历了一轮或强或弱的马太式不平衡循环后，可能会进入另一个反向马太循环过程，也可能进入暂时平衡状态。使一

轮马太循环中止的原因，如果是价格升涨的中止，通常是因为后续资金量枯竭、高价位所形成的高市场风险、突发利空消息刺激

和累积获利筹码过多等等；如果是价格下跌的中止，则多是因为价位进入投资价值区域、突发利多消息刺激、累积套牢筹码过多

过深等等。

科学领域的马太效应
　　“相对于那些不知名的研究者，声名显赫的科学家通常得到更多的声望，即使他们的成就是相似的；同样地，在同一个项目

上，声誉通常给予那些已经出名的研究者，例如，一个奖项几乎总是授予最资深的研究者，即使所有工作都是一个研究生完成的

。”
　　①把过去的成绩累计起来，形成一种优势，并影响以后的评价。
　　②人们倾向于引证那些对所研究的问题或领域具有影响的工作，但同时也倾向于引证那些经常可见的科学家的工作。因此，

容易引证的人被更多人引证，不容易引证得更不容易引证。
　　③当一个人的杰出成绩得到承认后，人们可能会追溯并重新评价其早期工作。
　　④承认和奖励的分配有利于那些名牌机构的科学家，而那些在声望较低、处于边缘地区的机构里的科学家则很难得到适当的

承认。
　　⑤新的科学家需要逐步进入权威和名流集团之中，然后被承认。
　　⑥科学界分层结构中流动是单向的，科学家只有升迁不可降格。
　　马太效应在很多情况下对科学发展具有不利的影响，使得很多具有才华的科学家被压制、埋没。当科学家体会到社会环境对

他们的压抑，他们或者忍受痛苦继续坚持不懈地努力，这种行为为社会所鼓励和赞扬；或者会失去对这些目标的兴趣，不再从事

科学事业；或者失去通过合法途径达到成功目标的兴趣，转而产生用越轨的方法去获取成功的动机。如果科学组织对科学家的越

轨冲动和诱惑未能加以充分的内在控制或外在控制，越轨行为就会产生。

经济领域的马太效应
　　近来，人们将眼光主要聚焦在ＣＰＩ的上升幅度，而对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关注似有盲点。其实，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

对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要大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上扬。
　　数据显示，近几年在我国居民收入分配领域，马太效应进一步显现，对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社会的和谐进步产生一定影响。
　　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人均现金收入的差距由去年同期的４２００元扩大到４９４１元

，全国城镇国有经济单位与其他经济类型单位平均工资的差距由去年同期的６３１元扩大到今年的１２０９元，其他经济类型单

位与集体经济单位平均工资的差距由去年同期的３５９９元扩大到今年的４０２８元。
　　按照国际通行标准，基尼系数在0.2－0.3之间属于比较平均，0.3-0.4之间为差距合理，0.4-0.5之间为差距过大，0.5以上为

差距悬殊。自2000年以来，我国基尼系数连续几年上升，已在0.4的国际警戒线徘徊。2005年，10％的城镇最高收入户人均可支配

收入为28773元，比上年增长13.4%，是全国平均收入的2.7倍。10%的最低收入户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135元，比上年增长9.5%

，仅为全国平均收入的29.9%。最高10%与最低10%收入户的人均收入之比由上年的8.9倍扩大到9.2倍，差距呈扩大态势。
　　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同时，不同收入等级人群之间的流动性在下降。低收入人群进入高收入组、高收入人群沦为低收入组

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收入分配格局越来越固化，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增长更为困难。2000年-2005年，城镇收入水平最低的20%人群

的年均收入增长率为5%；而收入水平最高的20%人群的年均收入增长率为15%。收入差距的动态演化格局不利于低收入者。
　　当前，垄断行业工资收入水平过高问题依然存在，与其他行业职工工资收入差距仍有扩大趋势。2000年最高行业人均工资水

平是最低行业的2.63倍，而到了2005年扩大到4.88倍，而且绝对差距也从8436元扩大到32249元。
　　必须清醒地看到，收入差距还呈逐渐拉大的趋势，我们有必要对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保持警惕。
　　消费差距的扩大既有历史发展和资源制约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也有经济增长快慢等因素的影响。因此，缩小消费差距的任务

仍十分艰巨，需要坚持不懈地努力，对此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收入差距的拉大，必然会带来不少负效应。尤其是作为一个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的过度拉大，会降低居民的消费

倾向。近年来，居民消费倾向呈下降趋势，如2006年城镇居民10%最高收入户平均消费倾向由2000年的72%下降到2006年的67.1%，

分别低于全国城镇居民平均水平7.6和6.9个百分点。
　　由收入差距形成的社会不公问题是影响社会安定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马太效应”，这与我们要建设的

和谐社会是不相容的。收入的过分悬殊，会对社会凝聚力、民族凝聚力带来一定影响。对于收入分配失衡问题，如果不采取有力

措施加以解决，将对构建和谐社会产生不利影响，须引起各方面的高度关注，政府应进一步加大收入分配政策调控力度，使居民

收入差距控制在较为合理的范围。
　　目前，一部分垄断行业工资水平过高、工资增长过快已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突出问题。解决垄断行业收入差距问题，一方面

要通过采取措施促进非垄断行业的企业职工工资收入逐步提高；另一方面要对垄断行业的高收入采取措施，加以有效调控。要调

整国家和企业的分配关系，建立和完善对垄断企业的特别收益金制度和上缴利润制度。
　　必须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效率优先、注重公平，实现共同富裕，建立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

应的公平合理的分配机制，“十一五”期间，要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规

范个人收入分配秩序，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一是要充分发挥政府在调节收入分配上的有

效功能，提高政府为民服务意识，发挥税收和转移支付两种手段的作用，税收的主要对象是高收入群体，转移支付的主要对象是

低收入群体。政府通过这两个手段进行收入再分配，发挥缩小收入差距的功能，起到“抽肥补瘦”的作用。二是加强法制建设，

健全和完善市场体系，促进收入分配公正。三是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维护低收入群体的合法权益。四是积极推进调节收入的

社会第三次分配，进一步动用社会力量促进社会和谐高效发展。
　　改变收入分配的结构是一个比较漫长和长期的过程。因为收入分配的改革是一个利益的调整，可能会触痛很多人既有的利益

，所以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还有很多新的矛盾和利益分析的协商、对话和最后的妥协，这都是可能发生的。所以说不可能是

一个很快的过程。从长期看，居民收入差距将是一个逐渐缩小的过程。
　　目前，尤其要密切关注经济快速增长阶段和社会转型时期，居民的社会心态的变化。近年来，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居民

生活必需品尤其是食品的价格大幅度上涨，直接影响了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将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他们对社

会的态度和信心。在快速变化和转型时期，要特别注意对民众满意度、信心指数、价值观变化、行为取向的监测和研究，并做好

相应的工作。

三、国民幸福指数

国民幸福指数的提出
　　国民幸福指数（GNH）最早是由南亚的不丹王国的国王提出的，他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人生

“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包括科学技术的种种好处）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不丹创造

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GNH）指标。

　　如果说“生产总值”体现的是物质为本、生产为本的话，“幸福总值”体现的就是以人为本。世界银行主管南亚地区的副总

裁、日本的西水美惠子对不丹的这一创举给予了高度评价。她说，完全受经济增长左右的政策往往使人陷入物欲的陷阱，难以自

拔。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存在相同的问题，但是我们决不能悲观。因为“世界上存在着惟一一个以物质和精神的富有作为国家经济

发展政策之源，并取得成功的国家，这就是不丹王国。该国所讴歌的‘国民幸福总值’远远比国民生产总值重要得多。不丹在40

年以前还处于没有货币的物物交换的经济状态之下。但是，它一直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现在已经超过印度等其他国家，在南

亚各国中是国民平均收入最多的国家。在世界银行的排行榜中也大大超过了其他发展中国家成为第一位。尽管如此，去不丹旅游

过的人都会异口同声地说，仿佛回到了自己心灵的故乡。不丹给我们地球人展示了许多高深莫测的东西。”

　　说到旅游，不丹不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而是采取了一种限制规模的旅游发展模式，从来不在国际上搞大型的促销宣

传。不丹限制入境旅游者的总数，实行“高质量、高价格、全包价”的做法。政府对旅游经营者制定了《工作手册》，对旅游者

有《行为规范》。虽然不丹每年从旅游业获得的收入仅300万美元，但足以保持旅游业稳定发展，而对社会自然的影响则很小。

　　类似GNH这样的尝试，在国际社会已经有多种，例如“绿色GDP”、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标，英国的“国内发展指数”（MDP，该

指数扣除了为抵消社会和环境成本而耗费的开支，考虑了长期的环境损毁和自然资本贬值，肯定了为确保谨慎投资和贸易平衡进

行的一系列经济调整，反映了收入增加1英镑对穷人的意义要大于富人的事实，计入了家庭劳动的价值）等等。这些指标的创设，

反映出单一GDP指标的局限性，也昭示着人类自身的新需要。

　　“现在很多地方政府都提出了幸福指数、群众满意度等新的评价指标，总的来看虽然有点简单，但这件事做起来总比不做强

。”中科院院士程国栋在去年年初，就提出了一份《落实“以人为本”，核算“国民幸福指数”》的提案，建议国家组织有关部

门研究制订一套“国民幸福指数”的评价体系。

　　2004年，中国人均GDP已经是1270美元。1980年以来，中国的GDP以年均9.3%的高速度增长，在东亚创造了新的经济奇迹。经

济成就举世瞩目，而整体的人文发展情况却呈现出与GDP增长不协调的逆态势。2003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当年

GDP的15%，反映收入分配公平性的基尼系数超过0.4的社会失衡临界点。

　　根据荷兰Erasmus大学的RuutVeenhoven教授对中国3次幸福指数的调查，中国1990年国民幸福指数为6.64(1-10标度)，1995年

上升到7.08，但2001年却下降到6.60。数据表明，即使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也并不能保证国民幸福的持续增加。

是什么影响了人们的幸福感
　　对于人的主观幸福感的测量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到80年代中期，成为心理学的一个热点研究领域。心理学家对于主观幸福感

的探讨更多地来自生活质量、心理健康和社会老年学三个学科领域。由于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加入幸福感研究的行列，幸福感的

丰富内涵和表现形式得到了更多的揭示。

　　应该说，作为社会心理体系一个部分的幸福感，受到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经济因素如就业状况、收入水平等；

社会因素如教育程度、婚姻质量等；人口因素如性别、年龄等；文化因素如价值观念、传统习惯等；心理因素如民族性格、自尊

程度、生活态度、个性特征、成就动机等；政治因素如民主权利、参与机会等。

　　此外，对主观幸福的理解还涉及许多分析层面，主要包括认知与情感、个体与群体、横向与纵向、时点与时段，等等。在主

观幸福感与社会心理体系诸多因素和层面之间的密切联系中，以下几点是十分独特而重要的：

　　第一，心理参照系。就社会层面而言，其成员的幸福感将受到他们心理参照系的重大影响，例如在一个封闭社会中，由于缺

乏与其他社会之间的比照，尽管这个社会的物质发展水平不高，但由于心理守常和习惯定势的作用，其成员便可能知足常乐，表

现出不低的幸福感；而一个处在开放之初的社会，面对外来发达社会的各种冲击，开始了外在参照，因此，其成员的幸福感便可

能呈现下降之势，因为此时他们原有的自尊受到了创伤。

　　第二，成就动机程度。人们的成就需要决定他们的成就动机程度，成就动机程度又决定其预期抱负目标。其中人们对于自身

成就的意识水平是一个重要环节，因为如果人们意识到的自身成就水平高于他们的预期抱负目标，那么，便会产生强烈的幸福感

；反之，如果人们意识到的自身成就水平低于他们的预期抱负目标，那么，则不会有幸福感可言。

　　第三，本体安全感。它指的是，个人对于自我认同的连续性、对于所生活其中的社会环境表现出的信心。这种源自人和物的

可靠感，对于形成个体的信任感是极其重要的，而对于外在世界的信任感，既是个体安全感的基础，也是个体抵御焦虑并产生主

观幸福感的基础。因此，人的幸福感有时与其经济状况或收入水平之间并未呈现出简单的正相关系，在现实生活中，一些经济状

况不佳的人，其幸福感却不低，而有些百万富翁却整日忧心忡忡。

　　因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人的幸福感在过去10年中先升后降，表现出与经济发展轨迹之间的非同步性。其中主要

原因在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初期，物质发展成效明显地呈现出来，那时社会分化程度还不大，社会成员在心理上更多是作

纵向比较，与过去的生活水平相比，较容易产生满足感。最近10年，社会结构转型加速，各个领域的体制改革日益全面触及深层

利益，社会分化程度加大，尤其是贫富差距凸显；在社会心理方面，随着生活条件逐渐改善，人们需求层次日益提升，且呈现出

多样化态势，因此，需求能被满足的标准相对提高了；而由于资源相对短缺和竞争加剧以及现代生活节奏加快，人们的各种压力

感大大增加，这一切都强有力地影响了人们的幸福感。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一些调查结果表明，近年来人们对社会问题的关心更倾向于与民生有关的领域，民生问题成为大多数社

会成员最关切的社会问题。这种关注重点的变化，反映了人们对于社会发展态势的判断。而对于民生问题关注程度的上升，尤其

反映了体制改革与社会发展正在对人们的生存条件和生活质量产生最强有力的影响。这一切极其深刻地影响人们的本体安全感，

即具体表现为对社会生活保障需求的增强，从而影响到人们的幸福感。

对“幸福指数”的某些误读
　　近年来，“幸福指数”成为我国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同时也成为一些政府部门的实践课题。

　　幸福指数就是指把主观幸福感作为一项指标，通过运用专门的测量工具去获得人们主观幸福感的数量化结果。然而，如果幸

福指数将在生活质量指标体系中甚至将在一个地方或国家的发展规划中扮演一种重要而合理的角色的话，那么，对于幸福指数寻

求一种充分的理解，并且避免各种误读，无疑成为一项最基本的前提。

　　首先，对于幸福的理解涉及了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等多个学科，这说明了社会心理体系的高度复杂性，

而这种复杂的主观世界要用数量化的工具来加以测量和说明，无疑是对现代社会科学的局限性提出一个重大挑战。因此，关于幸

福指数一种可能的误读就是，将幸福指数简单化的倾向。典型表现之一是，希望通过一份调查问卷就能达成对主观幸福感全面而

准确的把握。而幸福感在测量上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在进行测量的时间之点上人们所表达的生活感受，是否能够代表他们

在一个时期里的总体生活感受。

　　其次，幸福指数是社会发展状况及其问题的“风向标”和“晴雨表”。如果说社会心理体系包含理性层面的认知评价和感性

层面的情绪感受，那么，在幸福感中情绪感受这一感性层面常常占据主导地位，幸福感有时是一种很个体化的主观领域。因此，

在实践领域中，幸福指数可以成为生活质量指标体系中一个重要方面，但并非唯一方面。在这里，关于幸福指数一种可能的误读

就在于，认为幸福指数能够作为体现个人生活质量和衡量社会进步程度的一个绝对性指标，从而忽视了对于社会发展内涵和人的

精神领域的丰富性的考虑。

　　第三，作为制定发展规划和社会政策一种重要参考因素的幸福指数，与GDP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辩证的。GDP是硬指标，幸福指

数是软指标，两者在发展规划和社会政策中各具独特的地位与作用。能够关怀幸福，说明发展理论与发展实践上升了一个层次，

发展的内涵更加丰富了。但决非要在GDP与幸福指数之间做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因此，关于幸福指数又一种可能的误读就在于，

产生“幸福指数崇拜”，即将幸福指数的意义无条件地夸大化、片面化、偏激化。

　　对于幸福感的测量，西方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等已经探索了几十年，具有了一定的知识和经验积累。既便如此，

尚未有任何一种幸福感测量工具能够得到普遍认同，许多量表仍处在不断改进之中。中国与西方的社会、文化背景及其反映形式

之一的社会心理都存在差异，从而对于幸福的理解不会完全相同，感受幸福的方式也会有所差异。因此，我们若要研制出一套既

体现国际水平又符合中国国情的幸福感测量工具，尤其是获得可以作为发展规划和社会政策参考的幸福指数，尚有待进行高水准

、创新性的多学科合作研究。

国民幸福指数的计算方法
　　(1)国民幸福指数＝收入的递增/基尼系数×失业率×通货膨胀

　　这个公式中的基尼系数（Ginico efficient）是反映收入分配公平性、测量社会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指标。

　　(2)国民幸福指数=生产总值指数×a%+社会健康指数×b%+社会福利指数×c%+社会文明指数×d%+生态环境指数×c%。

　　其中a，b，c，d，c分别表示生产总值指数、社会健康指数、社会福利指数、社会文明指数和生态环境指数所占的权数，具体

权重的大小取决于各政府所要实现的经济和社会目标。

四、恩格尔系数
开放分类：经济、统计学、社会科学、指标、生活水平

简介
恩格尔系数(Engel's Coefficient)是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

19世纪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根据统计资料，对消费结构的变化得出一个规律：一个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

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则会下降。

推而广之，一个国家越穷，每个国民的平均收入中（或平均支出中）用于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比例就越大，随着国家的富裕，这

个比例呈下降趋势。

简单地说，一个家庭的恩格尔系数越小，就说明这个家庭经济越富裕。反之，如果这个家庭的恩格尔系数越大，就说明

这个家庭的经济越困难。

公式

恩格尔定律的公式：

　　　　　　　　　　　　　　　食物支出变动百分比
食物支出对总支出的比率(R1)＝ ───────────x100%
　　　　　　　　　　　　　　　总支出变动百分比

或

　　　　　　　　　　　　　　食物支出变动百分比
食物支出对收入的比率(R2)＝ ───────────x100%
　　　　　　　　　　　　　　　收入变动百分比

注意：R2又称为食物支出的收入弹性。

恩格尔定律是根据经验数据提出的，它是在假定其他一切变量都是常数的前提下才适用的，因此在考察食物支出在收入中

所占比例的变动问题时，还应当考虑城市化程度、食品加工、饮食业和食物本身结构变化等因素都会影响家庭的食物支出增加。

只有达到相当高的平均食物消费水平时，收入的进一步增加才不对食物支出发生重要的影响。

恩格尔系数是根据恩格尔定律得出的比例数，是表示生活水平高低的一个指标。其计算公式如下：

　　　　　　　食物支出金额
恩格尔系数＝────────x100%
　　　　　　　总支出金额

除食物支出外，衣着、住房、日用必需品等的支出，也同样在不断增长的家庭收入或总支出中，所占比重上升一段时期后

，呈递减趋势。

恩格尔系数是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居民生活水平高低的一项重要指标，一般随居民家庭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下降。改革

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已由1978年的57.5%和67.7%分别下降到2005年的36.7%和45.5%。

应用
国际上常常用恩格尔系数来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状况。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

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在我国运用这一标准进行国际和城乡对比时，要

考虑到那些不可比因素，如消费品价格比价不同、居民生活习惯的差异、以及由社会经济制度不同所产生的特殊因素。对于这些

横截面比较中的不可比问题，在分析和比较时应做相应的剔除。另外，在观察历史情况的变化时要注意，恩格尔系数反映的是一

种长期的趋势，而不是逐年下降的绝对倾向。它是在熨平短期的波动中求得长期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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