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新语境下中国影视民族化

影视民族化是践行文化自信的必由之路，也为更好展开文化交流提供了充足动能。在2020・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评论周“新语境下中国影视民族化探索”学术论坛上，与会专家围绕新语境下中国影视如何延续民族化优势并不断创新，如何以影视民族化加强自身文化自信等问题展开研讨。

影视的民族化探索是一个动态持续的过程。中央戏剧学院教授路海波从史学角度出发，梳理分析了影视民族化的发展脉络。路海波谈到，民族化这一概念由戏剧理论家张庚于1939年在论文《话剧民族化与旧剧现代化》中提出。张庚认为，抗战改变了民族生活，观众和戏剧目的也要相应变化，应该用戏剧教育人民、投入抗战。这说明，民族化的提出源于民族危机；20世纪80年代电影民族化讨论则源于电影复兴的创新需要。第五代导演进行了新的电影探索，改革开放为中国电影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挑战，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电影理论家罗艺军于上世纪80年代初在《电影艺术》连载文章，专门谈论了电影民族化的问题；中国加入WTO以后，中美在电影领域进行文化角力，美国好莱坞文化殖民战略背景下，中国电影民族化再度提上议程。

中国传媒大学电影研究所所长史博公认为，影视民族化是一种价值取向，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指能够看得见、摸得着、听得到的，通常以影视作品中的民俗、民族元素为表征；其二，故事内容的国别性或地域性，亦即对国情进行反映；其三，反映在情感观念表达的差异性。电影民族化或者电影理论的本土化实践，核心恰在于中国电影社会学的建构。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王志敏建议，我们应尽可能完整地保存、收藏民族文化遗产，有选择地学习和研究，为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保存重要资源。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党委书记路春艳认为，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文化传统，并在历史进程中不断被记录、被书写，进而积淀成样态丰富的本土文化经验。对于中国影视创作而言，不管是通过家庭叙事折射社会症结，还是借助技术打造奇观异景，最终都要呈现出自身文化系统的意义和文本特征，方能体现其本土性，实现民族化。在路春艳看来，日常生活景观的影像建构是实现影视民族化的重要路径。“景观虽然日常，但文化含量却是不凡的，其中细腻的观看视角与考究的生活质感，渗透着创作者不凡的笔法与切实的文化认同，日常生活可以折射出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

近些年来，国产动画片在影视民族化方面成绩显著，《哪吒之魔童降世》中的山河社稷图，《姜子牙》中对五行不同空间色彩的运用，《大鱼海棠》中土楼建筑的呈现等，不仅从画风上善用民族元素，更站在中国神话传说的肩膀上，注入了新的时代力量。不少专家学者谈到，事实上中国动画与影视民族化相伴相生。20世纪50年代初期到80年代中期，中国动画以独特的、充满民族风格的形式与内容，取得过有效的国际传播，打响了“中国动画学派”的知名度。当前大部分国产动画片取材于中国古典神话，再造为魔幻、奇幻、玄幻等类型，为想象力的彻底释放提供了载体。中国动画需要在古典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注入时代精神，在动画叙事、人物形象设计、关系设置等层面发挥二者的优势。

全球化背景下，作为中国影视民族化书写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电影文化境遇同样引人关注。中国影协民族电影工作委员会会长马维干谈到，民族化和国际化并不是矛盾的。当下不少民族题材影视作品，有的拘泥于本民族的风土人情的呈现，欲望的窥视、奇观性消费，并没有在更深层次获得其他民族观众的共鸣，有的则过于热衷模仿外国影视作品的表达，弄得“不中不洋”。民族电影既应有国际视野，也要尊重民族文化。中国影协少数民族专业学会副会长韩万峰结合自身拍摄，思考了全球化背景下民族电影创作的思路与策略。在韩万峰看来，民族电影要从母语的原生态场景、从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与现代性的呈现方面进行个性化表达。“文化的差异和生活习俗的陌生，都有可能造成创作者拍摄民族电影时无所适从，导演必须作出决策，必须要说话。但是，一旦作出决断，自己的判断是不是符合少数民族文化的属性？我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依靠民俗顾问，导演要与民俗顾问一起探讨故事，推进剧情发展，为民族电影美学探索提供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