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唯有他一人冉冉上升　　
　　
　　【吉星照我上殿阁】　　
　　
　　岁交冬至，寒风凛冽的北京城，人心里却涌动着莫名的暖流。一条病龙终于升天了（龙驭上宾），冥冥中的机括忽然弹开，有些人压抑了许久的命运，必然急剧跃起。
　　
　　在那个岁末，偌大的北京有三个人的命运，就发生了这样的变化，让他们本人也头晕。首先一个，当然是裕王。在主持了父皇的丧仪后，他便有了一个新的身份：皇帝。因年号的关系，后人称他为隆庆皇帝，有时也叫他“穆宗”（其实这是他死后为他定的庙号）。
　　
　　他再也不是一个“小心敬畏”、“朝夕危惧”、不受父皇待见的藩王了。在此之前，他这20多岁的藩王着实令人可怜。自从进入裕邸后，嘉靖“惑于二龙不相见之说”，怕儿子剋了老爹的寿，因此除了年节问安，再不与他见面。骨肉父子，却“生不得见，死不得诀”，大臣们都为他酸鼻子（（《万历野获编》）。
　　
　　中国人都喜欢多子多孙，老嘉靖却由于过于珍爱生命，忌讳儿孙到了畸形的程度。裕王生了儿子（就是后来的万历），也不敢向嘉靖报喜，甚至连小孩的名字也不敢取。
　　
　　如此皇子，何如平民？
　　
　　仅仅被冷落还罢了，地位又朝不保夕。他的生母已死，在皇帝身边没有奥援。比他小一岁的景王，其母尚在，条件比他好多了。嘉宾靖对景王“爱幸日异”，再加上小人为谋私利，暗地鼓动“夺嫡”，裕王怎能不日日活在恐惧之中？
　　
　　当年连严嵩父子辈，也要来欺负，常常截留给王府的例行赏赐，有时一拖就是三年不发，裕王还得低三下四地去求严世藩。
　　
　　如今这一切屈辱，一扫而空。他大步走上龙庭，威加海内外。
　　
　　与他相关的裕邸旧人，也通通加官。这就是一个命运中的机括，张居正就是借这个机缘在官阶上得以一步三跨的。这一点，我们稍后再说。
　　
　　还有一个人的命运，也是天翻地覆。他就是人们首先要想起来的——蹲在大牢里的海瑞。
　　
　　老皇帝驾崩，铁窗内的海瑞一无所知。提牢主事（监狱长）得知宫中遗诏里有“开释言官”的说法，便知道海瑞此番要重归大海了，前程未可限量。于是备了酒菜，与海大人共饮。
　　
　　海瑞见牢头忽然这个态度，大惑，心想今明两天必是要押赴西市砍头了。罢罢，他生未卜此生休！我海瑞好歹没算白来人间一场。他面不改色，喝着小酒，谈笑如常。
　　
　　毕竟是要上奈何桥了，海瑞忽而又伤感，向牢头托付后事——老婆孩子还在家里苦着呢。牢头这才道出皇上晏驾的实情，然后哈哈大笑说：“先生不日必有大用，我这是祝贺大人要升官呢！”未等牢头说完，海大人竟一头栽倒，喊了一声“哀哉”，为那咽了气的嘉靖哭了个死去活来，吃下去的酒饭，全吐出来了。
　　
　　果不其然，第二天，诏下，海瑞出狱复了原职。几天后又升为大理寺丞，当法官去了。此后官职节节上升，一直当到了应天巡抚、省级干部。此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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鲠直的人，处事往往异于常人，不干正事的老皇帝死了，合朝都振奋，你哭个什么劲儿？这就是直臣常被人目为笑柄的原因所在。直臣的作为，无法融入一个准则很混沌的体系，因此，也就被评为不具备可操作性。只有清誉，没有作用。
　　
　　张居正不想做只有清誉的人，他想有作用。归隐林下，只是他在严嵩专权时期曾有的一念而已，20年的养精蓄锐，他的才具与声望已积累到一定程度，如今箭在弦上，用不着再“病夫空切杞人忧”了（张居正诗）。
　　
　　元日一过，雄鸡高啼。吉星光芒万丈地照在他的云锦官袍上。新春，张居正由翰林院侍读学士升礼部右侍郎（副部长，从二品）兼翰林学士。也就是副部长兼了正式的翰林院院长（过去只是代理），晋升为显赫的高级干部。这一步实在迈得惊人，年前他还只是翰林院的侍读学士，不过一个从五品的中级官员，此次竟一下跨越了6个级别！
　　
　　这是新皇帝对裕邸旧人的“佣酬”，是惯例，也是皇上的青眼有加。而且，大家且慢惊叹，这只不过是小小序曲，入阁才是大戏，现在不过是资格已全部具备了。
　　
　　二月，吉星又增加了一个耀眼的亮度。由隆庆特批，张居正晋升吏部左侍郎（常务副部长）兼东阁大学士，光荣入阁。同时入阁的，还有原裕邸讲官陈以勤。
　　
　　张居正这是把“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改元，是大吉大利的事，内阁按例要添新人，这是个好时机。裕邸旧人，这是谁也无话可说的好身份。新皇帝对张居正原本印象就不错，徐阶的推荐很容易奏效。此外还有一个有利因素，就是原裕邸大太监李芳现在也水涨船高了，成了司礼监掌印太监，内廷大总管，权力无边。他在裕邸就是张居正的密友，自然也会极力推举。
　　
　　这次入阁，是不用群僚“会推”的，而由皇帝“特简”，这是会推之外的一个选拔阁臣的方法。皇帝直接下手谕，吏部备案就是了。人选的提出，除了首辅，就是大太监。
　　
　　“好风凭借力”。看来，人的飙升，确实是这个道理。
　　
　　张居正后来也不讳言这一点，他承认这是“因缘际会，骤步崇阶”，一步登天了。原因就在于圣主念旧，师翁引荐（《答中丞洪芳洲》）。
　　
　　身份的急升，他并没有得意忘形，“仰天大笑出门去”那毕只是贫寒文人对骤然暴发的反映。一个百病缠身的大国需要打理，同时今日内阁也不是个省事的地方，张居正此时还是惶恐的心情多一些。
　　
　　不过，今日登阁，毕竟是他多年夙愿，走上台阶，胸中还是有一股豪气——他要“竭一念缕缕之忠，期不愧名教，不负于知己耳”！
　　
　　★★★　
　　
　　初进内阁，不知道“画眉深浅”，张居正的忐忑不安是有道理的。论资历、论年龄，论拜相时间，他都排在6名阁臣之最后，暂时还没有傲视群雄的资本，只有夹起尾巴做人。
　　
　　那时他给友人写过几封信，都流露出这种心情。比如“仆以浅薄，骤冒非份，日夕惶惶，罔知攸措（不知所措）”；又比如“仆以謭薄，获依日月之末光，猥从末阶，骤侪三事”等等，都是如履薄冰的样子。
　　
　　但《明史》张居正本传却有完全不同的记载，上面说，当时徐阶以宿老身份居首辅位置，与次辅李春芳皆能“折节礼士”，对同僚彬彬有礼。而张居正是最后入阁的，却独独有一副宰相的样子，“倨见九卿，无所延纳”。人比较沉默，但每说一句话，就一语中的，闹得人极为怕他，对他的敬畏重于其他各相。
　　
　　什么叫“倨见九卿，无所延纳”？
　　
　　倨见九卿，就是对待九卿态度很傲慢。九卿那可是不得了，全都是正部级的高官，包括六部尚书、都察院都御史、大理寺卿和通政司使（皇帝的秘书长）。而无所延纳，是不拉帮结派的意思。不拉帮结派，是有可能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他在隆庆内阁的混战中，一直是没有清晰阵线的。但初入阁就倨见九卿，这怎么可能？
　　
　　据朱东润先生讲，《明史》的这个说法，完全来自王世贞的《张居正传》，王说张居正虽然最后拜相，但自称宰相应有尊严，所以倨见九卿。
　　
　　朱先生说，这是乱说。张居正入阁之初，吏部尚书杨博、户部尚书葛守礼官都比他大，能力和官声都相当不错，居正要是“倨见”的话，人家也不可能买账。这两人，都是张居正平时比较敬畏的大佬，资历就在那里摆着，张居正一日蹿升，就敢慢待人家，是决不可能的。
　　
　　朱先生还举了日后发生的一件事为例，说后来万历即位的时候，张居正当国（做首辅），启用陆树声为礼部尚书。陆是嘉靖二十年进士，比张居正早两科（早六年），张居正见陆，用的是后辈见先辈礼。一次，老陆到内阁拜访张居正，见待客的座位放得太偏，这礼部首长就是不肯落座（因为不合乎礼）。张居正连忙改正了座次，老家伙才坐下来。此事也见出张居正是个知道深浅的人物。我以为朱东润先生说得有道理。
　　
　　张居正入阁后不久，就担任了《世宗实录》总裁（总编辑），为死掉的嘉靖写编年史，这又是隆庆皇帝的特别看重。
　　
　　到了四月，春暖花开，面向龙椅，吉星又一次爆发出强光。隆庆皇帝以重校“永乐大典成”的功劳，升张居正为礼部尚书（正二品），兼英武殿大学士。正二品的官儿，已经赶上当年赏识他的那个顾璘大人了，可以挎着犀带而招摇过市。
　　
　　然而势头还没有停止。到隆庆二年正月，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这已是从一品的虚衔了！
　　
　　当当当当！
　　
　　张居正真的是吉星高照，额头放光了！从一个从五品的翰林院侍读学士，仅一年多的时间，就顶上了从一品的荣衔，这是连升九级。就连为他写明史本传的人，在写到他的迁升之速时，也禁不住用了惊叹的笔调——“去学士五品仅岁余”！
　　
　　且惊且叹。可以想象得出，执笔人在烛光下使劲拍桌子的那种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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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人惊奇的还有呢，按照明代的官制，大学士这一职务的品级是有弹性的。它本身的官阶仅有正五品，不高。但如果兼任了尚书、侍郎，则品秩可加得很高，从武宗时期起固定加官为正一品。也就是说，张居正的入阁，是以侍郎兼大学士的，官阶是正一品！从五品——正一品，这是整整升了10级！
　　
　　在中国近代的戏文中，“连升三级”，基本就是个理想化的概念，甚至带有荒诞意味，如同现在的“娶了个处女”一样。但在张居正的身上，荒诞变成了无法摇撼的事实。
　　
　　当然，这是金光闪闪的一面。
　　
　　我们再来看另一面。自嘉靖年间起，内阁地位空前提高，六部尚书完全沦为内阁的属吏，事事须向阁臣请示，内阁成了一块香饽饽。而在内阁的内部，也分出了首辅、次辅、群辅三个档次，首辅的权力远高过其他人，诸阁臣只能望其项背。
　　
　　这样失衡的权力设置，相差如此悬殊的政治地位，必然引得很多人去争首辅之位。因此阁臣之间“内相猜若水火”的事，就接二连三地发生。有人说，嘉靖以来的首辅，莫不是依靠倾轧排挤得来的，这完全是事实。政坛老将张璁就曾哀叹：“从来内阁之臣，鲜有能善终者。”（《明神宗实录》）
　　
　　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玩火者的终局是自焚，没有人笑到最后。
　　
　　所以，入阁实际是一场悬崖之舞，很少有人不失手的。
　　
　　最可怕的是，皇帝对于内阁的授权或放权，是没有法律界定的，全凭一己的好恶。皇帝对于辅臣的评价，也是非理性的居多，有如小家千金豢养宠物。大臣地位甚至不如宠物，锦衣卫、东厂（秘密警察）就是对付大臣的。辅臣的言行，甚至辅臣家中仆人的举动，都在被监视之中。高官之途，就是一条钢丝绳，“荡呀么荡悠悠”，险象环生。
　　
　　一旦帝眷衰退，或者不小心逆了“鳞”（触犯了皇帝的脾气），那就会失权、丢位、甚至掉脑袋。如夏言、严嵩那样的行政高手，也都在所不免。
　　
　　所以入阁就是一场赌博，是皇帝拿着殽子，让大臣下注，输赢是皇帝说了算，而不是你自己玩得高明不高明。
　　
　　在职的辉煌和失位的仓皇，构成了一个最有吸引力的赌局。不断有人甘愿飞蛾扑火。
　　
　　这就是人性。
　　
　　这就是“权力尊严”的魅力。为看到属官的谄媚，为看到贿金源源不断，人们只迷醉于这只夜光杯美酒荡漾的时候，不大考虑它粉碎的时候。
　　
　　张居正眼下踏入的，就是这种高处不胜寒的地方。
　　
　　他考虑到后果没有？他预测过前景没有？他究竟有多少胜算？客观地说，他有过考虑，但不可能清晰地预见到来日的祸福。
　　
　　他的选择，是一往无前。因为他所尊崇的人生哲学，与他的老师大不相同。徐阶崇拜的是“陆（象山）王（阳明）心学”，认为凡事“当自求诸心，不当求诸事物”、“心之本体即是天理”，主张“致良知”。
　　
　　什么叫“良知”？天知道！大概就是前几年我们这里流行的“人文关怀”吧？反正是求诸个人道德净化，遇事可以权变，不要固执，不能硬来。治国，讲究一个静，一个平衡，维持现状为好。老宰相“一味甘草”的外号，就是这么来的。
　　
　　而张居正不同。他是讲究“实学”的，痛恨“士习人情，渐落晚宋窠臼”（《答少司马杨二山》）。他说，现在的迂阔虚谈之士，动不动就拿宋末的乱政来影射现在，然而都是别人嚼过的糟粕，无助于实用。
　　
　　尽管他在徐阶影响下，曾深受阳明心学熏染，又与阳明后学多有私交。但他看“心学”拥护者却别有眼光。
　　
　　他说，我也曾经周旋于他们之间，听其议论。然而发现他们的真实目的，就是沽名钓誉，为爬上去找个捷径罢了。他们所说的人文主义（“道德之说”），就是佛祖所说的“虾蟆禅”，以“趋异”为能事，专门滥用新名词。其实为王学末流，已显出空疏之弊。
　　
　　他说，近时的学者，皆不务实，不求真正的效果，只在言辞概念上下功夫，讲的虚无缥缈，都是大而无当的东西。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逻辑——“今世谈学者皆言遵孔氏，乃不务孔氏之所以治世之立教者。”说起来都有主张，但如何实行，无人感兴趣。
　　
　　张居正本人，却是要“治平天下”的，一贯研习的，则是经世之学。何谓“经世”？也许两句话就可以概括，即“安民生，饬军政”。为了富国强兵，就要“尊主权”、“振纪纲’”。要使人们有所敬畏，大家才能做事。
　　
　　刚进内阁的时候，他就想做一二件实事。有人对他失望，议论说：“我以为张公掌了权，能行帝王之道，然而看他的言行，不过富国强兵而已，太令人失望了！”张居正听说后，一笑：“您过誉了！我怎么能有本事富国强兵？”他说，孔子、舜帝、周公，开口说的都是“足食足兵”这两件事，他们的理念就是所谓帝王之道了吧，他们又何尝不想富国强兵！
　　
　　他自称所本的是：“仆今之学者，以足踏实地为功，以崇尚本质为行，以遵守成宪为准，以诚心顺上为忠。”（草民慨叹：这样的人物，当今已是很罕见了。人人都无所崇仰，唯一己之利是图，幸福也就愈加渺茫矣。）
　　
　　张居正在很早就形成了这样的一套“实学”理念，而且准备把它付诸实践。他在内阁中，有时也痛感“人事不齐，世局屡变”，导致匡济之业宏图难就，但他并不畏惧失败。他曾在一封写给徐阶的信中说，如果万一失败，那么就是“天实为之，谓之何哉！大丈夫既以身许国、许知己，惟鞠躬尽瘁而已，他复何言！”
　　
　　“敢于任事，不避毁誉”，这就是张居正。其勇气的来源，就在于他的理念。
　　
　　不是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吗？心怀天下与苍生，这就是张居正的鸿鹄之志！　　
　　
　　【内阁里掀起一场车轮混战】
　　
　　
　　与张居正踏上内阁红地毯几乎同时，隆庆初年的内阁陡起一场风潮，水火相剋，很像一场擂台赛。结果是，不断有人咕碌碌滚下台去。
　　
　　导火索当然是《嘉靖遗诏》。前此，徐阶与高拱的矛盾，还是在内心里暗较劲儿，《遗嘱》一出，火就压不住了。高拱等人被排斥在密议起草之外，“惘惘若失”，自然大为不忿。
　　
　　看似老实的郭朴，竟然跳起来骂：“徐公诽谤先帝，可斩也！”高拱随声附和。
　　
　　在《遗诏》正式下达之前，徐阶曾把草稿给高拱过目。高拱看了，认为语气太过。之后他与郭扑对桌而坐，说：“先帝是英主，在位45年，干的不全是坏事吧。当今皇上是他的亲儿子，30岁登位，不是小孩子了。你把先帝的罪过昭示天下，不是寒碜先帝呢么？那斋醮的事，是谁在帮着干？那大兴土木的事情，还不都是他父子在筹划，这都成了先帝的罪？装模作样地附和于身前，人一死就骂，我不忍也！”说完，与郭朴相对落泪。
　　
　　这话当然有点矫情，嘉靖的胡闹，徐阶当初的无奈，高拱怎能不清楚？他这样说，主要是对徐大老爷有怨气，借题发挥罢了。这话传了开去，不少人侧目而视——这人怎么这样? 其实，矫情的言语，我们现在也还在天天在说，不能苛求古人。不过高拱确实是有些心胸不宽，否则，内阁的战火点不起来。
　　
　　徐、高的恩怨，早在张居正入阁之前，就播下了种子。事起吏科给事中胡应嘉告的一个恶状。
　　
　　还是在前一年的11月，嘉靖病得快不行的时候，胡应嘉上疏告高拱，说高拱把家安在西安门外，半夜不在西苑直庐值班，偷跑回去跟老婆亲热，根本没有克己奉公的好思想。这个事倒是有，原来高拱五十多岁了，尚无儿子，频频往家跑是为了延续香火，没别的意思，本也是情有可原。这事徐阶也知道，一笑了之。
　　
　　仅这一件事问题还不大，可怕的是胡应嘉告的第二件事，他说，皇上身体“稍违和”（拍马！实际是病大发了），大小臣工都吁天祈祷，盼望皇上早日恢复健康，高阁老却把值班室的办公用具往外搬，是何居心？
　　
　　这一箭来得毒！暗含之意是：高阁老是否在准备应变，疑心以为皇上要死了，用不着在西苑值班了？
　　
　　幸亏嘉靖已经病得不省人事了，此疏压下，没有引起风波。隆庆登位后，高拱上疏做了辩解，新皇帝认为这告状奏疏纯粹是扯蛋，自己的老师我还不了解么，怎会如此不堪，便让内阁议议，要把胡应嘉削职为民。高拱和郭仆当然同意，徐阶则主张从轻。高拱便认定了是徐阶在幕后指使，要“深文杀我”（罗织罪名杀我），从此把两人恨之入骨。
　　
　　徐阶很郁闷（这么坑害人也确实不大像他的风格）。偏巧这胡应嘉又是徐阶的同乡，这就更说不清了。
　　
　　胡应嘉当的这个“都给事中”，官名挺怪，“给事中”意思是“在内廷服务的”，“都”是“最大的”之意，相当于六科中某一科的“科长”。明代对应着“六部”，有“六科”，对部里起监察作用，并直接对皇帝负责。明代制度，凡以皇帝名义发出的旨意，给事中要对之进行复核，如有不妥之处，可以封还奏报（打回去）。全国各地上报给皇上的奏章，六科要根据分工抄报各部，并提出驳正意见。

六科之官权力极大。皇上交派各衙门办理的事情，由他们每五天督办一次。倘或有拖延不办者，由他们向皇上报告。都给事中官阶只有正七品，给事中是从七品。虽然是芝麻小官儿，但不容小视，因为他们对大臣有直接弹劾的权力，对皇帝也有批评的权利。

　　
　　六科给事中和都察院的御史，都是负责纪检工作的，统称为“言官”，看见什么不对就可以说，而且这意见由皇帝批示了以后，很快就公告满朝文武，形成巨大的舆论监督压力。皇帝就是通过这个机制，来限制大臣少干坏事的，同时有这么一帮多嘴的人，也可以提醒皇帝自己别犯错误。但言官们说得对不对，一般由皇帝来裁决——“说你错、不错也错”，千古定律。
　　
　　大臣们是比较畏惧他们的，惹不起，都千方百计搞好与“言路”的关系。高拱是个倔脾气，主张对言官也应该监督考察，因此惹了一大片，与言官们的关系不怎样。而徐阶，则考虑到言官们几十年来被嘉靖打压苦了，新政之初，应该爱护言官，造成新气象。他的这个态度，深得人心，所以基本能左右言官的倾向。
　　
　　这个“言官”的机制我看挺好，起码比媒体的监督有力量。但言官也容易因考虑私利，受人指使或者拉帮结派，无端就掀起政潮。
　　
　　胡应嘉一败，果然就有打抱不平的。高拱居然敢建议把一个言官削职为民，这还了得。言官们群情汹汹。兵科给事中欧阳一敬跳出来，上疏指责高拱“奸险横恶，无异蔡京，将来必为国巨蠹”，话说得很难听了。此后又有言官纷纷上疏，干脆就说高拱没有“宰辅器”了。矛盾最后交到了徐阶这里，他建议将胡应嘉贬到福建建宁当个推官。总算摆平了事情。
　　
刚刚告一段落，不料隆庆元年一月，战端陡地又起，这下闹大了，后果为双方所始料不及。胡应嘉前次被贬后，很快因为几句话的建议受到隆庆的赏识，得以起复，又牛起来了，但马上又因办事违规被皇帝斥责。徐阶让当天轮值的郭仆执笔，他口述，票拟一个处分意见（代皇帝写个处分意见）。　郭朴当即拿起笔说：“这个胡，是个小臣，皇上刚即位他就敢越法，罢了他的官得了！”
　　
　　徐阶知道这是高拱的意思，要报一箭之仇，便拿眼睛扫了扫高拱，见高拱在一旁“已怒目攘臂”——瞪起眼珠挽起袖子，要一触即发了。徐阶便不再说话，任他们去写。而后，他与李春芳等联名写了个奏疏，表示应留下胡应嘉，以利广开言路。
　　
　　徐阶在写这个奏疏时，高拱故意不说什么，用目光示意郭朴，郭朴便上前与徐阶争辩，双方火气很大，“几失色”，差点翻了脸。（《嘉靖以来首辅传》）
　　
　　王世贞后来在《嘉靖以来首辅传》中对这段冲突的描写，活灵活现，似乎他就在现场一般。想想，五、六十岁的阁老们在办公室为一个七品官的任免，几乎动起手来，那也是很有趣的。，　

★★★　　　　
　　
　　此时两派策略，颇为不同。高拱对胡应嘉事件的态度很不圆滑。因为曾有前隙，在处理胡时，如果是有经验的老官僚，一般就应该回避了——省得背个报复的名。但高拱却任着性子来，激怒了众言官，惹火烧身。
　　
　　而徐阶则退居二线，一言不发。私底下默许或者鼓动言官万炮齐发（草民我以为，他一定是进行过幕后策划的，否则言官的攻势不会如此有路数）。后来史家谈迁评论说，新皇帝刚上台，如果把言官处分得太狠，怎么能避免人们在将来议论他？所以皇帝不可能支持高拱。徐阶诱使高拱走进与言官大战这个泥潭，“诚智老而滑矣”！（《国榷》）
　　
　　徐阶以言官打前锋的策略大获全胜，高拱百口莫辩。当他意识到自己上了套时，已为时过晚，相当被动了。于是大骂徐阶：你结好言路就是为了驱逐我姓高的！
　　
　　徐阶马上称病请假，四次上疏请求退休（那我退还不行吗？）。棋路到此，已经相当精彩。
　　
　　高拱确实是太直了。他想不到，当年徐阶斗倒严嵩，为众官拨云见日，大家能不感恩戴德？不仅如此，现在朝中的大小官员，徐阶在当首辅的6年中，又不知结交或扶植了凡几！这是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高拱现在公然与徐阶对决，触犯的就不仅仅是言官了。
　　
　　在他这一方面，也有为他说话的。高拱的一个门生、御史齐康，气不过，拔剑而起，杀入了群殴阵中，向徐阶一阵乱砍（勇气可嘉）。
　　
　　这下，更加激怒了众官。一时之间，九卿大臣（所有的部长及监察院、法院院长）、南北科道（北京和南京的监察系统）一起爆发，交章论奏，弹劾高拱，斥其为“大凶恶”。光禄寺丞（宫廷餐饮司的处长）何以尚，甚至要请尚方宝剑以诛高拱！这人是广西人，和海瑞是至交，两人经常喝着小酒谈论政事。海瑞被关押，他也受到牵连蹲了大狱，是和海瑞一起被平反的，其感念徐阶，自不必言。
　　
　　在这一阶段，史载“言路论拱者无虚日”（《明史-高拱传》），先后28道奏疏排山倒海压过来。估计隆庆皇帝脑袋都大了。
　　
　　群情激愤到这个程度，高拱根本就没法儿再干了，只得称病求退。隆庆十分眷恋他的这位老师，但见舆论如此沸腾，只得准了。
　　
　　隆庆元年五月，高拱灰溜溜下台。
　　
　　他走了，还有一个郭朴。言官穷追不放。九月，郭朴被逼不过，也自请退休了。
　　
　　徐阶大老爷牛刀小试，凯歌以还！
　　
　　但是，时论对此也有非议。稍晚后有人评论说，高拱是个清廉耿直的人，家里清贫得跟寒士一样。言官们这么攻击，是太过了。　　

★★★　　
　　
　　徐阶这一仗玩得漂亮——前锋搦战，诱敌深入，全面包抄，只牺牲了一个不成器的胡应嘉，就打得高拱全军覆没。然而，当徐大老爷捻须微笑时，他没有想到，隆庆皇帝虽然寡人有疾、毛病不少，可并不是个白痴。
　　
　　一个顾命大臣，在新皇面前显示了如此之大的能量，朝局甚至连皇帝也无法左右，那么皇帝该做何感想？
　　
　　京中大老们只顾弹冠相庆，大概无不以为10年以内，朝局已坚如磐石了。究竟是不是这样，他们很快就会看到。
　　
　　混战之间，我们却没有看到张居正的影子。他没有声音。入阁之前，他仅为一个正五品的侍读学士，阁老们打架，轮不着他参与。况且，他与两边，关系都非同寻常，因此所抱的态度是坚不介入。
　　
　　入阁以后，情况有些微妙。一面是恩师提拔，难以报答于万一。另一面，与高拱有六年之久的袍泽之谊，即我们今天单位里所说的“手足情，同志爱”。因而只能中立，但又不能完全没态度。本身已是阁员了，对双方的执政理念，总要有个倾向，否则不是成了藏头露尾的小人了？
　　
　　两方面的作派确实大有不同。高拱是个认死理的人，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是个“实事求是”的典范。而徐阶用政，则多从策略考虑，讲究以行政上沿袭的手法婉转达到目的。有时顾虑过多，就不惜放弃原则。
　　
　　这里仅举一例，一次，有言官提议说，某即将被罢官的高官素有声望，不应该拟去职。而徐阶内心是巴不得此人被干掉的，就提出：那么我们就请皇帝“上裁”吧。高拱断然反对，说：“这个头儿不能开！先帝是因为在位多年，通达国体，所以过去常请他‘上裁’。而当今皇上刚即位，哪里知道一帮下属哪个贤哪个不贤？让他上裁，不是难以决断，就是交给别人去办了（指太监）。如此，天下大事去矣！”
　　
　　此话真是忠直得可爱。张居正素来欣赏这种“实学”精神，对双方的行政理路，他内心实际是有所褒贬的。
　　
　　在风潮之中，张居正见言官挟舆论以自重，气焰嚣张，甚不以为然。对徐老师使用权术，以舆论丑化政敌而逐之的手法，也不能苟同。他与高拱，毕竟还有很深的情谊，于是“见其状，不平，往请于徐阶，不听。”他在徐老师那里，是为高拱求过情的。
　　
　　老师不肯收手，作为学生，又不能起而反对老师，张居正只能独善其身。一日，徐阶向他就政争中的某事征询意见。张居正说：“我今日向你提供意见，明日就成了中伤他人的材料。”老师啊，打死我也不能说。（《国榷》）
　　
　　这位时年43岁的内阁“末臣”，彼时政治品质还丝毫未被权力腐蚀，应该说，是相当光明磊落的。
　　
　　对老师，只能是这样了。但对言官的嚣张无度，他这回既然领教了，心里就已经有数。
　　——来日方长吧。
　　
　　尘埃落定。张居正才稍喘了一口气，总算是两边都未得罪。既未负师恩，也未负“同志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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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这口气还没有喘多久，朝局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大佬徐阶，摇摇欲坠了！
　　
　　几乎是高拱前脚走，后脚，徐阶就面临着失宠的尴尬。隆庆皇帝与徐阶的关系骤然紧张。
　　
　　虽然徐大老爷在“嘉隆转轨”中功劳甚大，朝官一片拥护，新皇帝也是认账的。但徐阶忽略了他与“中官”（太监）的关系，同时与隆庆之间的君臣位置也没摆好。事情就麻烦了。
　　
　　隆庆这个人，也是个甚为稀奇古怪的皇帝，需要在这里说说。
　　
　　他在做藩王的时候，位置不稳，所以人倒还老实。可能是由于压抑太久，反弹得就很厉害。一登大位，毛病就出来了。用三句话可以概括：不理政、好色、贪财。样样都到了`极端的程度。
　　
　　理政方面，后世史官给他的评语是“端拱寡营”（《明史-穆宗本纪》）。什么叫“端拱”？形同木偶也。“寡营”，什么也不做。朝会时见大臣，一言不发。一连三、四年都是如此，简直匪夷所思，连朝臣都感到忍无可忍，上疏批评道：“岂无所以致之耶？”——您倒是说句话呀！
　　
　　那时候，朝鲜国派来晋见的使臣赵宪在《朝天日记》中记载道：“隆庆视朝的时候，东张西望，没个样子。且发言甚少，都是太监在传呼。”大使先生的这个描写，颇为传神。
　　
　　祭祀祖宗的事，也懒得去参加，往往派人代行，即便参加，也是敷衍了事。朝鲜使臣说，隆庆即或是偶尔参加，也极不耐烦。仪式刚完，就令把宫门大开，他拉过一匹快马，骑上就飞驰进宫。扈从的诸臣，屁滚尿流，撵也撵不上。
　　
　　政事上不上心，女色上却孜孜以求。即位之初，还服着重孝呢，就“日为娱乐，游幸无时，嫔御相随，后车充斥”（《明穆宗实录》）。其丑态，宫内外都传遍了。
　　
　　刚一当上皇帝，他就下诏增选宫女。吴妈、小尼姑什么的，多多益善。礼部尚书高仪上疏力阻，说，现在宫里边还积压着宫女好几千呢，您还是开恩，把她们放归乡里为好，就别再滥收了。隆庆的批示反应极快，圣旨第二天就下来了，几个字：“宫女不多罢！”高部长当场没晕死！
　　
　　皇帝好色，民间就恐慌。隆庆二年初春，江南一带谣传要选宫女，引发“拉郎配”的狂潮，“女子十二三以上，婚嫁殆尽”（叶权《信博篇》）。谁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女儿一辈子“幽在深宫”，成个“白头宫女”。就连官宦人家也稳不住了，纷纷嫁女。女婿一时极为紧俏，在街上随便拉到一个，问问是光棍就行。大街之上花轿相连，贫家女子因涨价租不起轿子，就徒步上门入洞房。那时，穷汉娶到富家女易如反掌，不过，野史笔记上说，这样“婚姻往往不谐”。
　　
　　一开始，地方督抚也不辨真假。后来弄明白了，官家就赶紧辟谣。但“官愈禁愈为实”。官方发言没有公信力，你越辟谣，老百姓越相信是真的。一直持续到次年春天才平息下去。
　　
　　隆庆在贪财上也可称为一绝。他不经过内阁，直接派太监向各部索要金银。各部不足，就下令停发工资，把国库（太仓）的银子也调进宫来，并令急如星火向下摊派，致使南方几省数年内加征税款几百万两。
　　
　　左右太监又蹿掇隆庆搜罗珍宝，下诏让各地大量采买。“买珠买玉，传帖数下，人情惶骇”，基层干部无所适从。甚至有的地方官员怀疑，这圣旨是不是假的呀？（《明通鉴》）
　　
　　朱家的皇帝，换了一个，仍然是很有特色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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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这个皇帝也有他的优点，那就是在政治上很宽厚，或者说怠惰。他的习惯，是完全放权给阁臣去操作。
　　
　　对于这个特点，后代治史者有不同的评价。朱东润先生在《张居正大传》里认为：“不幸他连驾驭大臣的威柄，也一齐放手，因此穆宗（即隆庆皇帝）一朝，内阁里面只看到不断的混乱。”朱先生为此感到痛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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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专治明清史的韦庆远先生，在其七十高龄之年写出的巨著《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中则认为：“这样一个庸懦的皇帝，客观上亦为徐、高、张得行其策，得遂其谋划提供了条件。”
　　
　　前辈见仁见智，我是赞同后者的。
　　
　　固然隆庆内阁的混斗，耗去了明朝当时最精英分子的一些精力，耽误了明朝又快又好发展，但这个时间不很长。自隆庆三年以后，秩序便稳了下来。因为“混斗”也是一种特殊的淘汰机制，“混斗”选择了最适合领导明朝前进的精英。
　　
　　此外，隆庆皇帝决不是有人怀疑的那样，是个智障病人。他在选择肱股辅臣时，不管是出于直觉还是理性，最终选的还是很准。
　　
　　可以庆幸的是，隆庆的老师是耿直而想有所作为的高拱。由于历史的因缘，隆庆皇帝无比信任这位老师。高拱在隆庆后期所做的一切，恰恰为张居正的大展身手铺好了路。张居正的改革，实际是从隆庆年间就已经发端的，在其后，以张先生为品牌的十年“万历新政”，并不是没有来由就横空出世、天降狂飙的。
　　
　　大国，就是大国。它永远会适时产生与之相称的“人中蛟龙”！
　　
　　徐阶，并不是这样一条“蛟龙”。
　　
　　他固然已升到了一人之下的高位，但在专制的官员体系中，爬到高位而掌控了国家权柄的，不一定就是政治家。很可能，那仅仅是一个权术高手，甚至就是个庸常官僚。
　　
　　国家的经济、民生、兵备如何统筹？体制固疾源于何处？如何拔除腐败以起衰振惰？一个政治家是要会下这盘棋的。
　　
　　而行政官僚，却只懂得人际关系这一步棋。如何固宠和如何安插亲信，乃是他们的全部本领。
　　
　　大国如果由这样的超级官僚来领导，其结果必然是超级稳定。像明朝这样一个版图超大而兵备疲弱、人口众多而榨取过甚的大国，稳定就意味着正在没落下去。
　　
　　历史不想等待，它马上就要请徐大相国出局了，用的是非常突兀而奇诡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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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阶太热心了，也太大意了。他以为，以其拨乱反正的功劳，新君能容忍他一反往日的曲从，不断对皇帝指手画脚（这是为你好啊）。可隆庆并不这么想，江山是我家的江山，做臣子的吃的是我家的饭，老说我不爱听的，烦不烦？
　　
　　自高拱被“拱”走了以后，徐阶更加看重言官的作用。当他发现，新君的身边竟然渐渐聚拢了一群瞎胡闹的太监时，他又故伎重演了。在朝中，不断公开支持言官，谏阻太监操控京城“团营”、在宫内校场操练军士等等荒唐事。这，自然惹恼了“中官”。
　　
　　这些太监，可不要小瞧。在大人物身边，总有这些一无所能的小人得宠。也许，皇帝对能干的大臣潜意识就是有些嫉妒：我贵为天子，为何才干不如你？好，就算我才干不如你，但我可以让你难受。皇帝对太监，心里就没有什么芥蒂——你们他娘的下半身都没了，我还嫉妒什么？因此，皇帝总是在折辱大臣，而极少折辱太监。当然，大部分以吃拍马饭为生的太监，轻易也不会惹恼皇帝。
　　
　　徐阶这一来得罪的是整个“中官”群体。老东西还管到宫里来了！耳边风当然就吹得紧了：皇上，这老家伙为什么不让我们过幸福生活呢？
　　
　　皇上的脸色极不好看，几次批示近乎喝斥。徐阶只好“乞休”。
　　
　　休就休吧，隆庆也来了拗劲儿，只给了老相国回家可以乘坐驿车（公家邮车）的待遇，其余的，没有了。经过李春芳的说情，才勉强给了退休金和奖状。
　　
　　什么“先朝元辅，国之大老”！大臣就是我皇家的狗，太监才是我哥们儿。
　　
　　隆庆二年七月，徐阶17年的大学士、7年的首辅生涯，就这么结束了，距离他“完胜”高拱仅有一年多。而且，这一去就再也没有返回政坛。这里面，不能排除隆庆这是在为他老师高拱出气。
　　
　　临走时，徐老爷子把朝政大事和家里的事，都托付给了张居正——这是他布置下的最后一道防线。
　　
　　国家的事，其实不用说了。退休了，跟你还有什么关系？大佬习惯了操心，一时还改不过来。倒是他的三个儿子，应该让他担心。徐老虽然是个讲“心学”的君子，但儿子们却是乡里的一霸，强占民田，为非作歹，乡民对其恨之入骨。
　　
　　老子高唱“孔孟”，儿子狂刮民财，明朝的好处真是都让他们占完了。徐阶一退，会不会有人追究这仨小子，徐阶没底，只能拜托张居正好生留意。
　　
　　徐阶这次，是被“中官”坑了。张居正对此事的心情比较复杂。一则，本应该出头为老师讲两句话，但他估计了形势之后，觉得这么做无益，只能把自己也搭上。二来，老师如果继续干下去，朝局还是温吞水，他张居正天大的雄心壮志，也只能在老师的“心学”影子之下。所以他没有说话。几年后，在他写给徐阶的信中，略表示了忏悔，说自己懦弱！这是虚套，还是实话，真是不大好分辨。
　　
　　最重要的是，张居正因此看到了“中官”的力量。他决不能重蹈覆辙，对那些没有下半身的，今后一定要拉拢好。除非是皇帝换了脑子。
　　
　　内阁在这之后，论资排辈，由李春芳顶上，为首辅。李春芳这个“状元”首辅，是个庸才，一级一级升上来的。又信奉“心学”，一味以静制动，根本不知道怎么做最高行政官。张居正对李同学的这种无能，几乎是公开蔑视。
　　
　　徐阶走后，李春芳心理压力极大，曾叹息说：“连徐公都退了，我也长不了吧！”张居正说：“那不正好？可以保全你的名声。”李春芳目瞪口呆。据说，为此时曾经三次上疏求退。
　　
　　另一个大员，陈以勤，人还不错。淡泊，低调，但同时也就没有很大的气魄。他们，做人都是好人，做官都还欠点执政理念。张居正呢，位列末相，还轮不到他过多表现。于是，内阁有点撑不起架子来。
　　
　　隆庆在在这时，便又调了个礼部尚书赵贞吉入阁。
　　
　　赵贞吉，字孟静，号大洲，四川内江人，是嘉靖十四年的进士。也是一位“心学”门徒。他可是有个性，敢想敢干，然而却是个向后看的人，动不动要人家“守祖法”。因为自己的科场辈份高，不免气势就盛，并不把张居正等小辈放在眼里。在办公室，直呼张居正为“张子”（你去给我倒点水来），并且当面说张的学问不过是“浅学”。
　　
　　这个赵贞吉，人际关系的学问实在是太差，与各部官员都有些抵触。
　　
　　张居正当然感到很不舒服。
　　
　　据说，他在这个时候想起了高拱。《明史-张居正传》上说，因为张居正受了赵贞吉的气，就去找司礼监掌印太监（太监头子）李芳，策划让高拱回来，“以扼贞吉，而夺春芳政。”
　　
　　高拱果然就是在这个时候回来的。难道张居正真的参与了人事变更？
　　
　　这是谁也闹不清楚的千古之谜了。
　　
　　朱东润先生却不信，他考证，那时李芳因为得罪了隆庆，正蹲在监狱里等候判决呢，不可能再推荐阁臣。再者，李春芳又能碍着张居正什么事？张居正如果想引进高拱来抵制赵贞吉的话，无异是“引虎拒狼”，他不会那么笨的。
　　
　　草民我认为，这事情极有可能。朱先生还是没有吃透张居正啊！　

★★　
　　
　　张居正当时在班子里，是负责国防事务的，谁说秀才不知兵？张居正就是一个。他在翰林院里没白白研究山川险要，深谙地缘政治和边防战略。这在他以后的施政手段上可以看得出来。
　　
　　在边防上，与俺答的或战或和，其实与整个国策的特色有关系。是隐忍韬晦，还是示敌以强，都要与国策吻合，才能做得下去。
　　
　　而眼下这个班子的构成，不大像能让张居正施展拳脚的样子。李春芳是靠写青词得宠的，“凡六迁，未尝一由廷推”。6次升官，全是皇上一手提拔（《明史-李春芳传》）。入阁后，唯徐阶马首是瞻；徐阶走后，推行“没有徐阶的徐阶政策”，主张休生养息、“优柔宽政”。他虽没有主见，但毕竟是首辅，你总不能越过首辅去改变国策。
　　
　　这不是绊脚石是什么？
　　
　　陈以勤，说来，是张居的“房师”。也就是说，张居正是陈的“门生”。这是个什么关系？即张居正考进士那年，经科考的是《礼记》，由陈以勤批卷子。在过去，这层关系可是不得了，是做官的一个重要关系网。所谓“门生故旧满天下”，就是指这个。
　　
　　这层关系，又死死压住了张居正，意见不一直也不能太冒犯房师，总要有所顾忌。再说，陈以勤与高拱一样，是隆庆多年的老师，当年顶住严嵩的压力，对裕王的皇储位置“羽翼有功”（《明史-陈以勤传》），离权力中心比张居正要近得多。张也不可能摇撼他。
　　
　　这两个人，主张“祖宗立业、子孙承之”，“苟非至于大坏，固未易变更也”。视励精图治为“躁竞”，视革除陋习为“紊乱成法”，你还好意思越雷池一步吗？
　　
　　明朝的发展，其实已经很成问题了，积弊如山，财力枯竭，外敌窥伺，哪里还容得你休生养息？再不振作，再不根除顽疾，就没有时间了。什么“宽政”？无非是放纵贪官污吏；什么“和揖中外”？不就是挨打了也忍气吞声！
　　
　　国人啊，“渐已醒”了吗？
　　
　　再说这个赵贞吉，他倒是一条汉子。嘉靖二十九年，俺答袭北京那时候，严嵩、丁汝夔按兵不动，敌势铺天盖地。嘉靖问计于廷臣，久久无人一语。赵贞吉却力排众议，坚决反对议和，并请命上前线劳军。嘉靖一见，心情大振，立刻升了他的官，让他奉旨前去“宣谕诸军”。
　　
　　史载：“贞吉廷议罢，盛气谒严嵩，嵩辞不见，贞吉怒叱门者。适赵文华（严的干儿子）住，贞吉复叱之。”这个细节，在当时也真是大快人心（《明史-赵贞吉传》）。
　　
　　严嵩当然为之恼怒，在票拟时故意不写授予督战权，让赵贞吉到前线一个兵也调不动。当时京城附近敌骑充斥，赵贞吉居然敢一个小卒也不带，单骑出城，驰入军营。持节宣慰诸路勤王军，诸军无不感动泣下，愿意杀敌报国。“北虏”听说之后，有所收敛，稍微后撤。赵贞吉大名一时传遍天下。
　　
　　功臣往往都是白干。敌人退后，严嵩立马构陷赵贞吉。结果，赵老夫子被打了一顿屁股（廷杖），贬到广西去当了典史（明代的县看守所所长不乏名臣啊）。
　　
　　这样一个人，名气大，辈份高（比陈以勤早三科，比张居正早六科），所以敢于指陈各部、科道矢职违纪的猫腻，得罪光了都不怕。他为官40年，一点儿不懂官场潜规则，书生本色，不给人一点面子。
　　
　　张居正受他的气大了。每每议论话题，老赵总是朝小张子挥挥手：“这不是你们小辈能理解的。”一谈到经史、玄禅，就笑问张居正：“怎么样，深奥吧？你们光知道韩、柳文（韩愈、柳宗元文章）！”
　　
　　张居正，能不郁闷乎？
　　
　　四位阁臣，莫衷一是，这还怎么干？
　　
　　他一个人，拿这三个人根本没奈何。虽然张居正也当过裕邸的讲官，与当今皇上有一点儿渊源，但权力资源还差得远。怎么才能让这两个没用的离开茅坑，让那个不懂事的闭住嘴？怎么才能让自己离权力中心更近一点，能有个搭档联手做事？
　　
　　他不会不想到“相期以相业”的高拱。徐相已远走，在朝中，高拱最大的劲敌没有了。普天之下的王臣，谁还能比高拱离权力中心更近？
　　
　　借助高拱，可做大事。这一定是张居正最后的结论。
　　
　　高拱的回来，已经具备天时。但张居正不大可能直接居间活动。活动这事，已不是外臣所能及，须得有近侍太监说话。李芳已经失势，张居正在中官那里的能量恐怕还很有限。
　　]
　　具体的操作，是由一名外号叫“邵大俠”的人主动发起的。张居正，最多是从中策应。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从这时起，我们就可看出他的一个人格特点，就是为了达到做大事的目的，不妨在必要时刻用一点儿权术。关键是，要用得恰到好处。
　　
　　“邵大俠”名叫邵方先，丹阳人，涉黑分子，能量之大相当惊人。他居然能为阁臣一级的官员“跑官”。张居正与邵大俠事先有没有勾结，没有证据，但不排除在事情进程中有呼应。
　　
　　隆庆三年，大俠先跑去与徐阶商量：您老愿不愿意复职？徐阶不干（我不愿看皇上那张冷脸）。邵回头又找到高拱，两下里一拍即合。大俠立刻进京，找了当时权势熏天的中官滕祥、孟冲、陈洪，上下其手，把事给办妥了。
　　
　　这三个“没下边的”，都是鼓动皇上一到晚上就泡宫女、观灯、熬夜喝扎啤的主儿。太监们为什么要管高拱的事？这就是所谓的“内外勾结”。一是可能当场收钱，二是高拱肯定承诺了将来会投桃报李（后来的事情可资证明）。
　　
　　于是，我胡汉三又回来了！
　　
　　世界上的得意事，最美不过当“还乡团”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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