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大数据正在影响着政治、经济、教育、科技、文化、医疗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为了应对大数据的挑战，各国纷纷将大数据研究提升为国家战略，例如，美国政府在2012年3月29日率先发布了《大数据研究和发展计划》，决定投资2亿多美元开展大数据研究。大数据将改变人们的生活、工作和思维方式，就科学研究来说，大数据将引发科学研究范式的转变。

一、大数据时代的科学研究范式及其对比较教育研究的挑战

“范式”(Paradigm)是由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S.Kuhn)于1962年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一个概念。他认为：“范式有两种意义不同的使用方式。一方面，它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构成的整体。另一方面，它指谓着那个整体的一种元素，即具体的谜题解答；把它们当作模型和范例，可以取代明确的规则以作为常规科学中其他谜题解答的基础。”[1]在科学研究中，存在着不同的范式，正是这些不同的范式为人们提供研究的视野和参照框架，规约着研究者的信念、规则和技术。范式是多元的，也是历史的、发展的，带有时代的烙印。科学技术的发展过程总是伴随着以新的信念、规则和技术取代另一种信念、规则和技术，即旧范式的崩溃和新范式的崛起，也就是库恩所说的“科学革命的结构”。

(一)大数据的内涵及其对科学研究范式的影响

大数据是什么？美国麦肯锡全球研究所是这样描述的：“大数据是指规模超出了典型的数据库软件工具的捕获、存储、管理和分析的能力的数据集。”[2]一般来说，大数据的特点可以概括为4个"V"。(1)数据体量浩大(Volume)：与传统数据不同，大数据的总量巨大，可以产生于机器、网络和人的行为。(2)数据类型多样(Variety)：类型包括结构化数据、半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且来源多样，给储存、挖掘和分析数据带来了困难。(3)数据生产速度快(Velocity)：大数据的快速增长要求快速、持续的实时处理，实时数据帮助研究者和商业做出有价值的决策。(4)数据价值大(Value)但密度低：大数据具有极大的潜在价值，但数据价值的密度较低。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得科学研究范式发生了变革。美国学者吉姆·格雷(Jim Gray)提出了科学研究的第四范式，即数据密集型科学研究(Data-intensive Science Discovery)。他认为迄今为止科学研究范式包括四个：(1)几千年前科学是经验主义的，主要研究方法是描述自然现象；(2)几百年前科学出现了理论分支，开始利用模型和归纳开展研究；(3)几十年前科学出现了计算分支，开始模拟复杂的现象；(4)今天科学出现了数据爆炸，开始把理论、实验和模拟结合起来。[3]也就是说，科学研究范式经历了经验科学、理论科学、计算科学到数据密集型科学的发展过程。吉姆·格雷这里所谓的范式与库恩的范式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他揭示的并不是科学研究的具体范式，而是一个时代科学研究的总体特征。

(二)大数据时代科学研究的基本特征

大数据作为科学研究的重要资源和动力，必然对科学研究产生深刻和深远的影响，基于大数据的科学研究也呈现出区别于其他类型科学研究的一些特征。

第一，科学研究的全样本性。在大数据时代，科学研究数据的数量和规模快速增长，类型多样。以往的科学研究数据来源于样本，抽样的数量和代表性会影响研究结果的质量。大数据不受样本选择的影响，科学研究可以处理和某个现象相关的所有数据，发现数据背后的规律性和建构意义。

第二，科学研究注重研究的效率，而不是研究的精确度。大数据时代，由于数据规模比较大，科学研究可以允许些许的不精确性和误差，追求的是科学研究的混杂性。“我们掌握的数据库越来越全面，它不再只包括我们手头现象的一点点可怜的数据，而是包括了与这些现象相关的大量甚至全部数据。我们不再需要那么多担心某个数据点对整套分析的不利影响。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接受这么纷繁的数据并从中受益，而不是以高昂的代价消除所有的不确定性”。[4]

第三，科学研究中相关和因果的复杂性。传统科学研究主要通过逻辑推理来揭示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大数据时代，科学研究不再仅仅探求难以捉摸的因果关系，主要通过统计分析海量数据中的相关性来寻找事物发展中的规律性。正如有学者指出：“大数据研究不同于传统的逻辑推理研究，而是对数量巨大的数据做统计性的搜索、比较、聚类、分类等分析归纳，因此继承了统计科学的一些特点。统计学关注数据的相关性或称关联性，所谓‘相关性’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变量的取值之间存在某种规律性。”[5]大数据时代的科学研究模式可以通过相关研究作因果关系解释，这种研究不同于传统研究中的描述性和叙事性解释。

(三)大数据时代对我国比较教育研究范式的挑战

在大数据时代，我国比较教育研究范式面临两大挑战。一是如何确立科学的研究范式。按照库恩的范式理论，我国的比较教育研究范式还处于一种比较朴素的发展阶段，还没有形成严格的范式，对此本文将在后面对比较教育研究范式存在的问题进行详细的分析。为此，我国比较教育研究范式需要“补课”，做到按照一定的范式开展研究，实现研究的“科学化”、“规范化”。二是适应大数据时代的要求，加强大数据的采集、处理和分析，提高研究的效率和意义建构水平。这两个挑战交织在一起，无疑对我国的比较教育研究者在研究范式方面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二、大数据时代我国传统比较教育研究范式存在的问题

毋庸置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比较教育研究得到快速发展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为宏观教育决策、教育学科建设、教育改革实践做出了必不可少的贡献。但是，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和科学研究范式的发展，使传统比较教育研究范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必须认真反思我国比较教育研究范式存在的问题。

(一)过分倚重文献研究法，研究方法单一

英国著名比较教育学家埃德蒙·金(Edmund James King)认为，比较教育研究的理想方法就是长期生活在客文化之中，以客文化的角度研究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教育。长期以来，由于受经费、研究者自身条件等因素的影响，我国比较教育工作者却不得不主要使用文献研究法开展研究。文献研究法是一种古老而又富有生命力的科学研究方法，主要通过搜集、鉴别、整理和分析文献形成对研究对象的科学认识，具有适应性强、方便易行、省时省钱、效率高等特征。不能否认，在比较教育学科恢复发展的初级阶段，在亟须了解和借鉴国外教育理论、制度、政策、经验，同时经费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文献研究法是一种比较可行的研究方法，即使在今后也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文献研究法相对而言是一种比较被动的研究方法，也有一些缺点，如有些文献资料很难获得，既有文献往往难以系统、完全地反映研究对象的全貌；有些文献的价值难以判断，甚至出现文献与事实脱节等。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在信息化和大数据时代，单一的文献研究法已经不能满足比较教育研究的需要，采用各种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方法开展教育的比较研究，实现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已经成为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

(二)重描述和思辨性研究，基于证据的研究严重不足

早在20世纪90年代，凯利(Gail P.Kelly)和阿尔特巴赫(Philip G.Altbach)就指出：“比较教育学直到现在仍然是这样一个领域，主要注重教育和发展的问题、教育规划、单一国家条件下的学校教育的结果，以及注重对教育制度与问题的一系列描述性分析和讨论。”[6]时至今日，凯利和阿尔特巴赫20年前所批评的这种现象在我国比较教育研究中仍然非常突出。长期以来，我国比较教育研究主要从宏观上对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教育理论、制度、政策进行描述性研究，对其经验教训和启示进行思辨性分析，而基于证据的研究(Evidence-based Research)不足，特别是基于大规模调查研究和大型数据库的研究比较少。近年来，欧美发达国家都大力倡导基于证据的研究，强调研究应该建立在通过分析、测量、观察和其他研究方法可以证实的客观事实之上，“最大限度地消除研究者基于个人主观偏见、价值立场和政治倾向等的自我诠释，回归到以量化和数据分析为主要方式的客观性解释”。[7]在大数据时代，科学研究不但把“数据”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而且强调全样本性，通过统计分析海量数据中的相关性寻找事物发展中的规律。描述性和思辨性研究是必要的，但是远远不够的，在基于证据的研究的时代显得方法上偏“软”，证据不够充分，结论不太客观。同时，与国际社会在研究范式上的这种差异，也使我国的比较教育研究成果很难得到国际同行的承认，难以与国际同行在同一个话语体系中对话。

(三)缺少明确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科学性较低

按照库恩的观点，有无范式以及是否在范式的指导下开展研究活动，是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他认为在常规科学时期，范式不但赋予该科学共同体内的科学家以相同的科学信念，而且为之提供相同的观察视角、分析思路、技术方法来审视研究对象。范式规范着研究活动和解释工作，范式不同，不但会导致研究思路与方法的不同，也会导致对研究发现的解释不同，最终导致结论的差异。如果一个科学家在一定的范式框架下从事研究活动，他的研究活动就是科学的。反之，如果一个科学家不按照一定的范式框架开展研究活动，他的研究活动就不是科学的，就不再是科学探究活动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的比较教育研究主要是基于文献的描述性研究，不仅方法单一，而且缺少明确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没有按照一定的范式开展研究，给人一种不太“科学”的感觉。近年来，一些学位论文特别是博士论文开始尝试用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管理学、政治学、组织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分析框架来研究和分析问题，但在一般的课题研究和期刊论文中很少使用明确的理论和分析框架。虽然顾明远教授、王长纯教授等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和分析框架，但我国比较教育研究主要还是借鉴西方的理论和分析框架来研究和分析问题，离形成自己的比较成熟的研究范式还有一段距离。

(四)重借鉴功能，轻理论创新与建构

从世界范围来看，比较教育学科的发展始于借鉴，最初的发展动力也源于借鉴。时至今日，借鉴他国的教育制度、理论和经验，改善本国的教育实践，仍然是比较教育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从我国来看，为了“废科举、兴学堂”、建立新型教育制度的需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第一批比较教育学者，开始把西洋诸国和日本的教育制度和理论介绍到中国，希望“师夷之长以制夷”，并建立起中国的现代教育制度。改革开放后，我国比较教育学者把国外先进的教育制度、教育理论、教育经验介绍到国内，为我国教育制度的重建和教育改革与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为整个教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借鉴只是比较教育研究的目的之一。比较教育研究另一个重要目的是通过比较研究，揭示教育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掌握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趋势。换言之，就是比较教育研究要为教育理论创新做出贡献，推进教育学科的理论发展。在我国比较教育学科的发展过程中，借鉴一直是该学科发展的主要动力和比较教育研究机构和学者的主要任务，服务政府决策和教育改革实践成为比较教育研究的主要价值取向。虽然也推动了教育科学的理论创新，但是直接理论创新不多，原创性的理论贡献偏少。

三、大数据时代我国比较教育研究范式转型的路径

面对以上的问题与挑战，我国比较教育研究范式的转型势在必行。研究范式转型的任务是双重的，一是建立科学的研究范式，二是适应大数据时代的要求。为此，比较教育研究范式转型也就有了多方面的要求。

(一)深度挖掘既有的公共教育数据资源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亚历克斯·彭兰特(Alex Pentland)教授指出：“大数据是社会科学的一座金矿。”[8]在大数据时代，对大多数比较教育研究者而言，最为可行的办法并不是亲自去获取大数据，而是充分利用现有的大型数据库，要深度挖掘公共数据资源。很多国家的教育部官方网站都有海量的教育数据，如美国教育统计中心的各种数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的各种数据等。一些国际组织、专业组织也在网站提供专门的教育数据，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关于教育中的性别方面的数据、全民教育方面的数据、高等教育入学的数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建立了多种教育数据库，主要有针对基础教育阶段学生学习成绩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针对大学生学习质量的国际高等教育学习成果测试项目(AHELO)、针对16～65岁的成人开展的国际成人学习者能力测试项目(PIAAC)等的数据库。这些测试项目为比较教育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数据信息，比较教育研究者应利用教育数据开展国际比较研究，深入挖掘数据背后的复杂关系，探寻教育的规律性，建构新的意义，发现解决教育问题的新方法，这是比较教育研究的新生长点和创新点。

(二)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收集数据资料

随着研究条件的不断改善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和研究方法的转型与创新，不但已成为客观要求，而且具备了可行性。从1817年法国比较教育学家朱利安(Marc-Antoine Jullien)在《比较教育研究计划和初步意见》中首先提出“比较教育”概念到现在，比较教育已经有近200年的发展历史。由于社会和科学发展的水平不同，每个时代都有时代特有的研究方法，可以说比较教育的发展史也是比较教育研究方法不断创新的过程。从借鉴时代的经验描述和朱利安倡导的问卷调查，到因素分析时代康德尔(Isaac Leon Kandel)、汉斯(Nicholas Hans)、施耐德(Friedrich Schneider)等人倡导的历史法和因素分析法，再到社会科学时代贝雷迪(George Z.F.Bereday)的“比较四步法”、诺亚(Harold J.Noah)和埃克斯坦(Max A.Eckstein)的“科学量化法”、霍姆斯(Brian Holmes)的“问题研究法”、埃德蒙·金的“教育洞察法”等，比较教育不断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汲取营养，同时一些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也被不断运用到比较教育研究之中，比较教育研究方法呈现出日益多样化的局面。在大数据时代，我国比较教育研究应突破传统的文献研究和历史研究方法，更多地尝试田野研究、问卷调查、个案研究、实验研究、参与观察、深度访谈、行动研究、人种志方法、扎根理论等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中新的研究方法，多渠道、全方位地收集研究对象国教育方面的数据资料，为深入分析和意义构建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确立清晰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

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不但要运用多种途径和方法挖掘数据，使研究建立在证据基础之上，进行所谓基于证据的研究，而且要运用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去分析所获得的数据，从而得出可靠的结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人们从不同的视角、运用不同的理论和分析框架去解释数据，使研究范式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如结构功能论、新马克思主义、新制度主义、教育人种志、解释学、批判理论、女性主义、依附理论、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现象地图学、谱系学等，[9]这些研究范式为比较教育研究提供了深入分析问题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的选择，主要依据研究问题的性质和研究的目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比较教育学者不但利用国际学术界的研究范式开展教育的比较研究，而且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理论和分析框架。如顾明远先生从教育和民族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出发，主张从民族文化传统的视角研究教育改革与发展；薛理银博士和顾明远先生提出了比较教育是国际教育交流的论坛，为比较教育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和分析框架；王长纯教授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提出了“和而不同”的理论和分析框架等。这些本土生长的理论和分析框架对我国比较教育研究范式的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也为比较教育研究的国际对话提供了理论基础。我国比较教育学者要走出对西方在包括比较教育在内的社会科学领域研究范式方面的迷信，敢于提出自己的理论和分析框架，打造更适合中国国情和思维方式的研究范式。

(四)重视对知识的原创性贡献

利格尔(Ludwig Liegle)曾把比较教育的研究视角分为两类：一是实用主义视角(Pragmatic Perspective)，即获取有关其他国家教育体系的知识，并利用外国经验支持本国的教育改革；二是体系化视角(Systematic Perspective)，即把比较教育建设成为一门学术性学科，推进知识的前沿。如果我们用利格尔的这种观点来审视我国的比较教育研究，在过去的30多年中我们较多地遵循一种实用主义的路线，主要是通过借鉴别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经验来提高教育决策的针对性和预测性，提出改进中国教育实践的策略。但是，在推动知识前沿，对教育理论、概念体系、知识的原创性贡献重视不够。根据比较教育学科的宗旨，比较教育不但要通过研究他国的教育以为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借鉴，而且要通过教育的比较研究总结教育发展的规律，推进教育科学的发展。从理论创新的角度看，比较教育研究重在以国际比较的视野研究各种教育问题，通过比较检验教育理论、教育思想的真伪，确立新的知识，即我们所说的“比较出真知”。比较教育研究必须超越“借鉴”功能，通过比较研究提出新的教育理论、教育概念、教育方法，促进教育科学的发展，为教育科学的发展做出原创性的贡献。

(五)规范研究成果的表述形式

从国际学术界发表的研究成果来看，一篇规范的研究成果通常包括研究背景、研究目的、既有文献综述、数据获取的方法和途径、数据资料分析的理论框架、结论和讨论等几个重要部分。这既是一个研究展开的过程，也是一项研究成果的组成部分。在强调“基于证据”的比较教育研究的时代，我们不但强调开展规范的科学研究，而且要改变目前基本上属于文献梳理式的结论加上一些所谓的借鉴与启示的表述形式，规范研究成果的表述形式，实现与国内外学术界的对话与交流。规范研究成果的表述形式，需要学术期刊的支持。我们高兴地看到，《比较教育研究》、《外国教育研究》、《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等期刊，已经率先支持规范的学术成果，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期刊能够加入到这个队伍中来，共同促进研究成果表述的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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