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此感谢中国民航大学杜红兵教授提出书名翻译为《人为差错>较好！】

1 错误的性质

就在六十多年前，Spearman(1928)就抱怨说：“心理学方面的著作那么多，偏偏关于错误的提及都是以一种偶然的、附带的方式，他们几乎没有对错误有过深入且系统的研究。”即使到了现在，Spearman的哀叹还没有完全的被证明是错的（见第二章）；但是他若是活在现今，他会发现让他抱怨的理由变少了。在过去的十年中，“为了自身利益而研究错误”已经经历了一个迅速的发展。

对于这个复兴的兴趣，最明显的动力就是人们对于人类错误所造成的惨重代价那日益增长的重视：1977年的特内里费跑道垮塌事件，在两年后的美国三里岛惨剧，1984年的博帕尔异氰酸盐惨剧，1986年的挑战者号悲剧，自由企业先驱号翻船事故，1987年的地铁国王十字站火灾，以及1988年的阿尔法钻井平台爆炸事故。由人类错误所造成的悲剧没什么新鲜的；但是在过去，这些有害的结果通常会被限定在离灾难最近的最直接的周围地区中。而现今，有了各种类和规模的一些有潜在危险的技术（尤其是核电站的存在），这意味着，人类错误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将会涉及整个大陆和好几代人。

抛开这些世界性的事件的影响，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认知心理学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发展都显示出了把错误作为一个真正独立的课题来研究的趋势。由于人们对于心理过程有了更好地理解，更有效率的预测和降低危险错误的技术也应运而生；而且，有一个越发明显的事实，那就是像这样建立理论所能解释的，不仅仅是正确的表现，还有更加有预测性的人类错误的种类（如果对于认知控制过程提供了足够的描绘）。远非扎根于不合理及错误的趋势中，这些反复发生的错误形式，在基础以及有用的心理学过程中有着他们自己的起源。Ernst Mach (1905)说得好：“知识和错误从同一种思维源头而来，只有成功才能区别二者。”

这本书的一个中心主题就是，数量相对有限的错误形式（指那种真正显现出本形的错误）是与“会计算的远古人”有密切且无法脱离的关系的，通过这种方式，储存起来的知识结构被选择和检索，以此来应对现今情况的需求。这些过程赋予人类自身的认知能力，是人类超过可计算设备最明显的一点优势：拥有能把有复杂信息的任务简化处理的卓越能力。

1.    认知“资产负债表”

正确的表现和条理化的错误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处在同一个认知“资产负债表”的两边。在资产栏这边的每一个条目，都对应着相应的借方。因此，自动性会产生错误，或者说行动不会像预期的那样，并且不可避免。意识工作空间的资源限制，再加上与此同时对于有计算能力的机器的特殊关注，导致了信息的过载和数据的丢失。一个包含特殊化的理论而不是孤立事实的知识基础是有意义的，但是这会导致我们出现确认性偏差。一个超快速的追溯系统能够在一个实质上没有限制的知识基础上定位相关的条目，通过匹配过去的规律，来引导我们对现在和未来期望的理解。诸如此类的考虑使思路变的更加清晰：基于大范围分析那些反复发生的错误形式，对于得到大范围控制人思想和行动的潜在过程的理解是很关键的。

2. 错误的形式是有限的

做一件事出现错误的几率似乎是非常非常高的。通常，做对一个任务仅仅有一种方式，或者说最多也就寥寥几种方式而已；但是在设计好的过程中，其中每一步的行为或思想都提供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或不妥当的通往歧途的机会和可能。就拿煮鸡蛋为例吧。有多少种方式、以及在什么时期会出现错误，把这么一件相对简单的事情搞砸？可能发生的事情的列表还真挺长。像这样的思想，使得“我们最终会有足够的人类各种各样错误的记录”这件事看起来非常遥不可及。

幸运的是，现实情况并非如此。人类所犯的错误不像潜在可能性显示的那样数量和种类都很多。实际上，错误比正确的行动要少见很多，并且它们的形式并不像想象中的有那么多种。此外，错误在大范围的精神活动中，都以一种很相似的伪装形式存在。因此，从行为、言语、感知、回忆、认知、判断、问题解决、做决定、理论形成等等方面，识别出可比较的错误形式是有可能性的。这些反复发生的错误形式的普遍性，需要更多来自全球的认知控制方面的理论进行总结规划，而非那些通常的从实验室实验而来的理论。不可避免地，对于这些有限方向的心理功能的研究，我们需要更加关注，多过于对那些假设的场景的研究。

最棘手的问题不是如何缩小总结那些无数的、互相没关系的、分歧的途径，而是如何找到更加可预测的人类错误的种类，这才是研究者们一直关注的焦点，它们引领研究者们进入意识、注意力、工作记忆和大量与他们相互作用的知识结构的积累等基础理论的腹地。也正因为有了这些理论话题，这本书的前半部分有了最初的关注点。

3. 易变错误和恒定错误

虽然“错误并没有像想象中的那么多数量，也没那么多种”这个观点可能被接受，但是“错误是可预测的”这个观点，就没那么好被接受了。如果错误当真是可预测的，我们当然会采取行动去避免它们的发生。但是他们仍然在发生。所以，什么是一个可预测的错误呢？

思考一下在图1.1中的两个靶（从Chapanis那里截取，1951）。每个上面都有10个弹孔，其中一个是射击者A射击的，另一是是射击手B射击的。A的射击都打在了靶心周围，但是分布很糟糕。B的射击集中在紧密的一小簇里，但是离靶心很远。

这些弹孔能让我们看出这两种错误的区别：易变错误和恒定错误。A的弹孔图显示了不恒定的错误，一个大范围的易变错误；B则与之正好相反：大量的恒定错误，但是很少的易变错误。在这个例子中，个体射击的分布显现出可变性，并且提供了一个对于射击者射击稳定性的评判标准。

这两个弹孔图能告诉我们关于这两个射击者的什么优点呢？如果我们只依据他们两人分各自的成绩，那么A似乎射击的更好，得到了总分88比61的成绩。但是从弹孔分布上来看却不是这么回事。一个更加被认可的观点是这样的：A是一个有准确均匀视力的一个相当不稳定射手，而B是一个专家级的神射手，但他的视力有些问题。

很明显，这两个射手犯错误的可预见性程度，也是相当不一样的。每个人再打10枪，如果B仍然瞄准靶心并且视力没有调整，我们可以确定的说他会射中哪里；但是A射击的易变性让这种自信的预测变的不再可能。两者间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在B的情况下，我们有一套理论，能够准确的描述他恒定错误的特性，也就是说，他是一个视力有偏差的优秀射手。但是对于A的情况来讲，我们的理论就不能准确的预测他的射击会落到什么地方了，我们只知道他是一个视力良好但是手抖的射击者。我们能够预测到他的射击糟糕的分布位置，但这就是能预测到的所有了。

从这个简单的例子中我们能得出，预测错误的准确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引起错误的因素被如何理解。这就涉及到了一个理论，它与错误产生的三大主要元素有关：任务属性、环境情况、控制行为的机制和个体性质。因此，一个足够完备的理论是可以让我们预测错误在何种情况下会发生，以及以何种形式发生。

对于大多数错误来说，我们对于各种各样因素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理解常常是不完备的。结果，大多数的错误预测就会是概率性的，而不是准确的。因此，它们倾向于变着这种形式：“此项任务在这些环境下去执行，这一类的人在这一点上大概会犯错误，他们可能被包含在这一类中”这种论调会强于另一种“X会在某时某地犯下这个特别的错误”。但是，对于后一种情况下的预测，当它被故意挑选出来在一个控制变量的实验室环境中时，可以根据某种错误的类型来预测它。这尤其适用于很多错觉的判断。我们不仅仅可以以一种近似的确认性来预知它们（提供完整的感知系统），我们还能相当准确的预测它们的在不同实验操控下是如何表现的。但这些都是另说。

更加常规一些的预测由下面这个例子来说明。以近似的确定性可以预测，在每一个新年的一月份时，银行会收到大量的写有上一年日期的支票。我们不能非常准确的预测这些写有有误日期的支票确切的数量是多少（这些信息可能在之前的几年中存在，所以本年度的大概数量还是可以估计的），也不能准确的说，谁会犯这些错误，或在哪天犯错误。但是我们确实能知道这种强烈的习惯入侵在所有的错误类型中是非常常见的一类；类似写支票的日期这种常规化的活动（至少关于年份）是尤其容易走神的；然而在新年刚刚开始的时候，是这类错误最容易发生的时期。这种定性的预测分析似乎仅仅是陈词滥调，但是它们确实非常强大。此外，这种错误形式规律性的反复发生，是揭示“隐藏过程控制实际活动”非常强有力的工具。

4. 意图，行动和结果

意图和错误，这两者的概念是分不开的。任何想要定义人类错误或分类错误形式的尝试，都必须从考虑各种各样形式的“蓄意行为”开始。

一种很有用的心理学上区分两种不同种类蓄意行为方法，是基于用“是”或“否”来回答3个关于一个给定动作序列问题的方法（图1.2）：

这个行动是由“先在意图”主导的吗？

这个行动是按照之前计划好的那样被处理的吗？

这个行动达成了它预期的结果吗？

注意到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被回答的。与类似“基本动机或细节执行”形成对比，先在意图的特性、有关于后续行为是否派生于它们本身的知识、以及意识到是否成功或失败，这些对于意识来说都是潜在可能的。实际上，意识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改变我们，让我们从意图出发到行为（Mandler，1975;1985），虽然不会太快，但最终会导致计划好的正在发生的行为不能达到其预期的结果。

有关于意图的概念，包含两个基本原理：(a)最终状态达成的表现，以及(b)用何种方法达成它的指示。根据其特征性的程度，两种原理都可能有大范围的变化。对于大多数日常行为而言，先在意图或计划仅仅是包含一系列的文字标签和精神一项而已。随着一个行为序列的重复，越来越少的“蓄意标签”支撑着逐渐增长、越来越多数量的细节运动。越是常规的活动，所需要的详细描述其的低等级控制叙述就越少。然而，在异常的活动中，我们能够意识到对这种“充分讨论自我行为”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活动由非常努力但拥有强大计算能力的注意力来引导。

4.1 区分先在意识和蓄意行为

对于“先在意识”和“行动意识”，Sealre（1980，P.52）在他们之间做出了重要的区分：“所有有意识行为在行动中都有意图，但并非有意识行为都有先在意识。”没有先在意识的行为最终会落到两个广泛的大类中：蓄意行为和非有意识行为。

4.1.1 无“先在意识”的有意识行为

Searle（1980）对于无先在意识的蓄意行为给出了两个例子：自发行为和辅助行为。有些人在某一刻的刺激下可能会形成其他意识，而没有伴随任何先在意识的形成。在这种情况下，意识仅仅存在于行动本身，像Searle说的那样“行为和意识是相互分离的。”相似地，在先在意识中，在执行训练良好的行为序列时，只有“主要的标题”才有可能被详细说明（例：我会开车去办公室）。我们没有（事实上是不能）有意识地提前在“附加条款”的每个单元操作中填充内容（例：打开车门，坐下，系上安全带，插入发动机钥匙，启动引擎等）。像这种辅助行为，就像Searle（1980，P.52）说的那样，“我有意图，但没有先在意识”（同见Reason & Mycielska，1982，P.9）。

4.1.2 不故意或无意识行为

法律体系和刑法的课本里写满了对不故意行为的描述（Hart，1986；Smith & Hogan，1973）。就像是Hart（1986，P.114）所说的：“所有已开化的刑法系统，在处理任何严重程度的刑罚时，都倾向于不仅仅考虑犯罪人犯罪的外部行径，并且考虑他犯罪时是出于何种思考或意愿。”因此犯罪包含两个元素：行为犯罪和精神犯罪。为了证明犯罪倾向，不仅仅要说明犯罪行动的结果是有意图的，并且要说明行动本身是自愿的。

为“自动性”的辩护依赖于对“思想和身体的一个关键连接”缺失的证明（Smith & Hogan, 1973, P.35）。在像这样的例子中，“人身体的运动，比起像是人的运动，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无生命体运动。有些人无意识的突发癫痫，抽搐似的猛打伤及他人；或有些人，突然被蜜蜂蜇了，因为疼痛而摔碎了他拿着的盘子”（Hart, 1968, PP.91-92）。

对于犯罪责任的概念来说，不仅仅意志力的话题是很根本的，心理学上对人类错误的定义也很重要。因此，错误这个词只能被用于蓄意行为中。错误与非有意识行为没什么关系因为错误类型严格取决于两个种类的失败：未能像打算的那样行动的失败（失误和过失），以及预期的行动未能达到希望的结果的失败（错误）。为了阐明这些基础的错误形式，我们需要考虑有意识行动和无意识行动之间的区别。

4.2 有意识和无意识行动之间的区别

假设有先在意识和/或“动作中的意图”，对于错误和正确的表现，就有可能基于上面所列第二和第三个问题（这个行动是按照之前计划好的那样被处理的吗？以及这个行动达成了它预期的结果吗？）的回答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心理学意义上的分类法。因为我们首要的考虑是错误，所以我们会首先关注那些偏离意图的行动：无意识行动或未如预期的行动。

4.2.1 无意识行动

偏离意图的行动分为两类：那些要么达成，要么没达成预期的行动。虽然有可能性，但是前者是基本没希望的。Searle（1980）提供了一个这样的“成功了但却属于无意识行动”的例子：一个人意图射杀某人。他没打中，但是这颗子弹冲向了一群野猪，导致了目标受害人的死亡。我不会再多考虑这些偶发事件。比起所谓的“神的行为”来说，心理学家（与律师、哲学家甚至理论学家不同）对“人的行为”更加感兴趣一些。

人类行为中普遍存在：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的行动已经偏离预定轨道的心不在焉。有两种情况对于这种失误和过失的发生似乎是必须的：在一个熟悉的环境里执行大型自动化任务，以及被其他异于手头工作的东西吸引而走神（见Reason，1979; Norman,1981）。

4.2.2 有意识行动和错误

即使有意识行动如预期的那样被处理了，如果没有达到预期想要的结果，它们仍有可能被判断为错误。在这种情况中，问题出在计划的妥当性上的几率要大于行动与先在意识的契合性中。这种类型的错误被称为错误mistake（Norman, 1981, 1983; Reason & Mycielska, 1982）。

Norman（1983）很简洁地总结了错误mistake和失误（或过失）之间的区别：“如果意图不适当，那这就属于错误mistake。如果行动不像预期中发生，属于失误。”错误mistake包含了先在意识和预期结果的不协调。而对于失误和过失来讲，矛盾则存在于有意识行动和那些真正被执行的行动。

另一种辨别这两种基本错误类型的方法是：规划失败（错误mistake）和执行失败（失误或过失）。这种分类方法的出现不仅仅是因为三问题算法的逻辑，也包含了在认知层面上的思考。比起失误或过失，规划失败更有可能出现在高层级的过程中。

5. 一些工作定义

我们现在可以概括出错误的工作定义和主要的类型。工作定义是实际可用的，而并非不切实际的。它试着展现现象最本质的心理学特性，而不苛求划分出准确的语义上的界限。对于错误的研究，就像是演绎科学，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归纳模式的询问，不要求准确的的公理或定义。以下的工作定义已经证明了他们在心理学上的实用，而不是哲学范畴上的。

错误会被认为是一种通用的术语，包含所有那些场合，例如一个计划好顺序的精神或身体活动未能达到预期结果，以及当这些失败不能归因于某些随机力量的干扰。

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一系列的有计划行动最终都可能失败无法达成预期，因为行动没有像预期那样发展，或因为计划本身有缺陷。也有这种可能性，两种类型的错误可以在同一个顺序的计划、存储和执行中发生。这个特性引出了更进一步的两个工作定义。

失误和过失是由动作的执行和/或存储阶段失败而导致的，无论引导它们的计划是否足够合理能够达成目标。

虽然失误是有被察觉到的可能性的，就像外部化的未如预期的行动（口误，笔误，失误等），但是过失这个词通常用来形容更加隐蔽的错误形式，大量包括记忆失败，不必要以实际行动证明自身，有可能只对经历过它们的人显而易见。

错误mistakes可能被定义为涉及目标选择或完成任务的方法陈述中的判断或推断过程中的缺陷或失败，不论行动是否由这个按照计划的方案决策主导。

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错误mistake可能更微妙，更复杂，比起失误来说更难理解一些。结果，他们通常会产生更大的危险。通过它们的特性，错误mistake也更加难以发现。意识被明确地调整，来从意图中获得行动的背离（Mandler，1975），但是错误mistake可以在不被注意的情况下流通很久（Woods，1984），并且即使被发现了，它们有时仍然是有争议的。不仅仅是计划的质量引起了想法的多样性，还有一个东西，他可以被判断分为独立的阶段：在它被实施之前和之后。在执行之前，可以根据它是否有足够的偶然性，是否展现出了完整的判断、想象力、灵活性、对细节的知晓等等来评估他。但是一旦付诸行动，我们主要根据它完成既定目标有多好来判断它。

不幸的是，这两套判断方法的结果却不是必然一致。在执行之前被认为是好计划的，可能无法达到目标；而根据合理的标准判断出有缺陷的计划却反而成功了，虽然不必然能达到发起人的预期。例如，考虑一下德国和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相对才能和最终战果。根据大多数之前的标准，施里芬计划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军事见解。它胆大、有创造力并且算出了最后的逻辑细节；但是它最终失败了。相比之下，与之相对的XVII计划既粗糙又缺乏考虑，但它最终成功了。Janis（1972，P.11）在对于高等级政策制定的讨论中，简洁的描述了这件事：“基于错误消息和糟糕判断的有缺陷的决议有些时候会成功…我们必须承认机遇和敌人的愚蠢有些时候可以使一个糟糕透顶的计划得到一个好结局。”

6. 错误的分类

关于错误分类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难于调和以下两者：经常有非常明确前后关联关系的某种错误类型的触发因素，和错误可能也可以证明一些很普遍的适应过程或基本错误倾向这一事实。一个强调前者的分类以后者为代价，它更可能以一个预测错误的的模式来俯瞰宽泛的规则性。但是如果分类无视了本地语境因素（例如任务和对情况的考虑），这不仅会导致从业者的有限使用，也没能调解理论上非常重要的，基础错误倾向和立即任务特点之间的因果交互关系。

对于人类错误，没有一个被普遍同意的分类，也没有这种预期。分类法一般是用在一个明确的目的上，不存在一个单一的方案就能满足所有需求的情况。几乎每一个在这个领域发表过著作的人都提出了一些类型的错误分类。结果，充斥着这种分类的著作们，反映了各种各样的实际考虑以及理论倾向，涉及了从高度明确的任务到潜在错误倾向的大概陈述等等内容。

尽管已经存在的错误分类法已然很多，但是穿透它们的表面特性去从三个层面（行为层面、环境层面和理论层面）区分这些分类的企图还是有可能的。这些大概就相当于对人类错误问“什么？”，“哪里”，和“怎么”这些问题。

6.1 行为层面上的分类

在最肤浅的层面考虑，错误有可能根据一些简单易观查的错误行为来分类。这些可以涵盖错误的正式特点（漏写，重复，顺序混乱），或是一些更直接的后果（损伤的特点和程度）。在行为层面处理应用数据的分类，也有可能涉及像是可恢复性、人类与机器关系、以及操作者与设计责任的关系等等。

大多数人类行为在特性上都基本是连续的，并且完全正式的偏离意图的语言顺序或动作顺序是有限的。因此，在对于这种程度的语言和动作失误来说，展现出高度的不一致性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同时，在对有限行为种类的过失的分配上，有很大程度一致性（Reason，1984a）。

尽管存在策略和错误种类分配所希望的统一性的贫乏，但仍有很坚实的立场使我们相信，没有简单直接考虑这些行为错误类型使之变得更加理论化（关于认知失败）的途径。不如说，证据显示，同一行为错误类别中的成员可以由非常不同的因果机制引起，并且从不同行为分类来的成员可以共享相同的病因（见Norman，1981；Reason & Mycielska，1982； Reason，1984a）。

6.2 环境层面上的分类

这个层面上的分类超越了正式错误的特性，包含了对因果关系的有限假设。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假设不会偏离“表层”数据。很多口误和笔误分类是在此层面的基础上做的，包括对这种环境触发特点的参考，作为期望和坚持。

这种分类是有价值的，因为它引起了对这种“本地”触发因素和潜在错误倾向之间相互作用的重视。它们提出了一个关于“是什么促使了错误在行为顺序上展现出了特殊性”这一问题，也因此强调了根据周围环境（对于犯错者来说的内部和外部环境）记录尽可能多的信息的重要性。简而言之，它们承认这种在“错误类型”和“情况和任务所显现出特性”之间严格的关系。

但是，即便是这个非常有用的层面上的分类，也有很大的局限性。从它们自身说，环境因素不能解释为什么相同或相似的环境不是总能触发相同的错误类型。 Freud（1922，p.36）很了解这个人为，就像如下段落所揭示的：

稳定价值，话语间的相似性和词语之间的固定搭配的影响，都应该被视作是很重要的事。它们通过指明过失的可发生途径来促进其发生。但是如果在我之前有一条路可选，我就必须遵循它吗？我也需要动机去决定我的选择，或者更进一步说，我需要力量推动我前行。因此，这些稳定价值和固定搭配仅仅是…口误的促进因素，不能为它们提供真正的解释。

接受Freud的观点并不必须要同意他的“无意识决定理论”，但是相对深度的探索感知系统，去发现一个更加坚实的根基来建立分类框架确实很有必要。

6.3 理论层面上的分类

这第三个层面是基于“包括错误产出的认知机制”的假设预测出来的。与前两个分类方法形成对比，这些分类基于理论的推理多于观察错误的特性或它所处的环境。随着每一个连续层面的分类，我们从直接的“表层”和更深层的数据到了假设和推想的领域里。虽然仍有种种问题，但是基于概念考虑的分类方法是最可能卓有成效的，因为它们试图去鉴别那些潜在的因果机制。在这一点上，介绍“错误类型”和“错误形式”之间的区别就显得很有帮助了。

7. 错误类型和错误形式的区别

7.1 错误类型

术语“错误类型”与“错误在涉及到从设想到执行的动作序列的阶段内的假定错误原因”有关。这些阶段可以用大致三个标题形容：计划，存储与执行。计划指的是确定目标和决策实现目标的方法的过程。由于计划通常并不是立即执行，所以更像是一些变化过程的存储阶段会在规划计划中的行动和完成他们之间起到干涉作用。执行阶段包含实际执行存储的计划的过程。这三个阶段的关系和主要错误类型如表1.1所示。

由于一些原因（将在后文中讨论），错误可以被进一步细分为专业失败和专业匮乏。专业失败指的是一些预先制定的计划解决方案被不适当地应用；专业匮乏指的是个人在缺少合适的“现成”程式的情况下，被强制要求利用依赖于他或她现有的相关知识的基本原则来制定行动计划。这两种错误与Rasmussen（1983）描述的基于规则和基于知识的表现水平十分一致。

表1.1 根据认知阶段的发生来分类主要的错误类型

认知阶段	主要错误类型
计划	错误
存储	过失
执行	失误

7.2 错误形式

错误类型概念上依赖于基础的感知阶段或机制，然而错误形式是经常发生的各种各样的错误，无论是什么样的错误类型，它们都会出现在所有种类的认知活动中。因此，他们在错误，过失和失误中是十分明显的。错误形式太过普遍以致于将它们的复发性仅仅归因于一个单独的认知实体是绝对不可能的。相反，这种普遍性显示出它们扎根于普遍的认知过程中，尤其是在一些涉及到知识检索的机制中。相似性和频率误差这两种错误形式会在本书中讨论（见第四章和第五章）。

8. 研究人类错误的方法

8.1自然主义方法或“原始数据收集”

在过去超过100年的时间里，尤其是语言心理学家以及最近的大部分认知心理学家一直都在致力于对自然发生的错误进行收集、分析、归类。这种调研的基本原理由Bawden（1900，p.5）如下生动地阐释：

正如同为了能够在黑暗中顺利行走，路面的不平整会让人试着去适应。对于致力于研究人类天性的学生来说，怠慢的表达、失常的演说、错误的想法、混乱的主意、有障碍的读写有时是在理解心理过程时最有用和可靠的指南。被忽略的琐事有时引出了了许多有益于研究的问题。

原始数据的收集关注于自然发生的现象的识别和描述，并且是归类过程的第一步。它的价值在于描述了真实世界现象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并且在得到大量的数据的情况下它可以提供对已知种类的错误的合理、全面、定性的描述。通过这种分析，我们可以识别存在于经常被相对隔离的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的错误的反复发生的模式。原始数据的收集不仅满足了生态校标效度，而且相对于必要的实验研究中得到数据，它对于精神面貌的透视更加宽阔。

但是很明显，收集原始数据仍然是不够的。显著的错误可能是自然或自发的，但是这些特性也意味着研究者无法控制这种情形的发生。如果没有系统地操控这些素因性因素的可能，很难得到满足要求的合理的解释。简而言之，自然历史技术非常适合提供对事物的全面理解，但是他们有时会引出它们本身无法解释的问题。

用于收集自然主义的错误数据的方法包括从佛洛依德(1914)使用的自我激励的自我观察方法到更量化的近代扩展日记（Reason，1979，1984a；Reason&Lucas,1984b），以及将严格的实验室测量带到日常生活的独创性实验（Wilkins&Baddeley，1978）。

8.2 问卷调查

另一种获取日常错误的数据的方法是自我报告问卷。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呈现了事物的不同错误的描述并且让受访者大致评价了他们在某一特定时间内经历每一种错误的频率。当然，这些事物只能解释大致印象，而且很有可能是某种感知扭曲。尽管如此，这种方法可以根据潜在错误的个体差异得到有趣的数据，不同类型错误的相关性以及潜在控制机制的结构。此外，它们可以粗略估计人们感知特定种类的认知失败的相关频率。同样的，它们为对自然主义研究的扩展日记模式提供了重要的补充。（对问卷方法的更详细的评价参见Herrmann，1982,1984；Morris，1984）。

如在前言中指明，这些研究最近也在其它领域被讨论，而且不会再在本书中进一步讨论。尽管如此，这些讨论的主要结论会在后面的章节总结。

对于次要认知失败的自我报告倾向对于一个个体来说是一种相对稳定持久的特点（Broadbent，Cooper，FitzGerald&Parkes，1982；Herrmann，1982；Reason&Lucas，1982b，1984b）。问卷上有关很多种类的次要认知失败问题的回答影响范围可以在几个月内一直保持一致。另外，自我评价通常可以被夫妻伴侣所证实。这些发现说明在自我报告的潜在错误和日常行为之间存在一些真实可信的共性。

对于问卷调查项目的反应，基本上都是正相关的。因此，那些承认有某种特殊认知失败（例如记忆失误）倾向的人，对于其他类型的认知失败（例如行动过失）也有高度的怀疑性，反之亦然。这说明了，错误倾向不明确针对于某种认知领域，而是在所有类型的精神功能（见Broadbent et al., 1982; Reason & Mycielska, 1982）中，多多少少的表现出了统一性。这其中的含义是：对于这些经常不是很重要的失误和过失的怀疑，是被某种全球因素制约的，这种因素是关于某个体管理他自己的认知事务的独特方式。

从大范围样本中观察，过程中人暴露在不同的压力之下（在训练下的护士，面对乳腺手术的女人，准备重要考试的学生），这支持了Broadbent的“压力-脆弱性假说”：也即，在日常生活中相对高等级的认知失败的发生和对外部施加压力所带来的脆弱性的增加有关。无论是什么控制着日常过失和失误的倾向，它同时表现出了对压力脆弱成都额的促进。这个因素用最简单的实验测量逃脱了捕捉，但是在面对相互矛盾的任务的需求时，它似乎与有限的注意力资源联系紧密。到目前为止所收集到的证据表明，并没有太多能说明是压力诱导高频率认知错误的发生，但是某种类型的认知管理既可以导致健忘，也可以导致在压力情况下的应对策略的不适当匹配。

8.3 实验研究

自然主义方法和实验模式的询问的相对优势，以及它们的互相依赖性被Baars（1980）简洁的陈述为：“没有自然的事实，实验研究肯能会变的狭隘且盲目；但是没有实验研究，自然主义方法会有肤浅和含糊的危险。”

毋庸置疑的，学习潜在机制最有力的技术就是通过在可控实验条件下有意触发某种特定的错误类型。这种探究追随着19世纪Helmholtz,Mach和其他德国“幻想者”的脚步而前行。一些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现代研究包括了演讲错误的有意触发（见Baars，1980; Fromkin，1980）。

现今至少还有两个问题是与错误的实验性探究有关的。第一，对可能决定因素建立准确控制的需求，经常迫使研究者对不重要的现象关注过多（也即，在斯特鲁普效应上的大量研究）。第二，情况常常是这样的，实验者的控制程度越大，触发错误的情况就越发虚假和不自然。

8.4 模拟器研究

利用计算机仿真在实验室环境内模拟真实生活的动态特征是近期一个重大的发展，复杂的决策任务迄今缺少静态、单次触发的实验室研究。该领域的先驱是Berndt Brehmer和他在乌普萨拉大学的同僚（Brehmer，Allard&Lind，1983；Brehmer，1987）和班贝格大学的Dietrich Doerner（Doerner，1978；Doerner&Staudel，1979；Doerner，1987）。

瑞典人的研究检验了决策发生在高度动态的环境下时复杂性和回馈延时的影响，例如在森林火灾中指示方向。班贝格的研究小组主要关注如何描述在复杂环境下（如在一个中欧城镇中做市长）个人决策的“病态”。这两个小组的研究将在第三章中讨论。

8.5 案例分析

在心理学的其他分支内，深入研究单个案例可以得出关于可导致灾难性错误的情形的重要信息。当我们掌握关于一个事件先前和当时情形的足够证据时，我们就可以通过一种其他方法难以实现的方式来研究一段扩展时间范围内的各种因果性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虽然任何一种不幸事件都可能由于各种不同因果关系链的结合而发生，并且因此成为一个特殊事件，这种贡献因子的特殊结合的精确效果让我们了解了人类表现是无法从实验室或者自然的观察中的到的。

仍然不可避免会有一些问题。数据的主要来源是事故报告。即便这些报告是由有经验且相对公正的调查人员所做出，它们不仅很大程度上只关心归咎原因，而且描述的是一个不准确或者不完整的故事。这主要有两个困难。第一，事故报告永远不可能包含所有潜在可提供的信息。第二，记载有一种“数字化”效应，而原始事件是一系列复杂、连续的“模拟”事件构成。

从案例研究我们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灾难不仅仅是一个单一极端愚蠢的产物。通常它们会涉及到相互关联的一系列多个微小的、由一个或多个人造成的错误。大体上，造成人为灾难的错误认知上属于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大多数人有可能犯的错误或失误。它们中任何一个都可能只有微不足道的影响；但是当它们的影响累积，与前任留下的危害混合，因此在回顾这一整个系列时，看上去会不可阻挡地朝着不好的结果进行。事故的原因论会在第七章讨论。

但是事后聪明，如Fischhoff（1975）所描述，并不等同于事前聪明。简单地知道过去的灾难是如何发生的并不能阻止将来灾难的发生。然而，将从案例分析获得的知识与足够的错误产生理论相结合，我们不仅可以拓展我们对于认知功能的了解，更可以开始组织用于设计和操作高危技术系统的原则结构，这可以合理地减少错误的发生以及错误所造成的不良影响。

9. 总结

更容易预测的各类人类错误源于人类认知的基本和自适应特性。它们是我们必须为我们得到识别世界的规律然后利用这些储存好的描述简化复杂的信息处理任务的重要能力所付出的代价。他们代表了每一条记录都有重要优势的认知“资产负债表”的负债方。

错误与动机的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名词“错误”只用在有计划的行为，而又在不被一些情况和不可预见的事件干扰的情况下，并且没有实现期望的结果时，才是有意义的。两种基本的错误类型分为失误和错误。失误是一些未按照机会出现的行为。错误是因为计划不足以实现目标而出现的。

错误也许可以分为三个层面：行为层面、情景层面和概念层面。但是，因为缺少表面错误形式在他们基本认知机制上的直接映像，只有概念层面可以提供足够的基础。同样的精神过程也可能产生行为错误类型；相反一种特别的表面形式（例如遗漏计划好的行为）也可能导致各样基本机制的产生。

因此错误类型和错误形式有了区别。错误类型（如在第三节中所讨论）可以根据他们发生的表现级别有所区分。另一方面，错误形式在各个级别的人类行为中都是明显的，而且似乎是源于普遍的感知过程。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中，我们会将它们视为利用长期记忆认知操作进行存储和自动提取并传递到意识或外部世界的自动检索、近似匹配和频率猜测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