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中，齐桓公任命管仲主政之后，自己立即就放松了下来，将国家管理的大事放给管仲等一干人，自己则在宫里饮酒作乐，而事实上却并非如此，虽然经过庙堂陈谋，他已经认可了管仲的能力，并让管仲主政齐国，但是他并没有完全地放心，他一心要做诸候之霸主，知道这必须要以强大的经济与军事实力作后盾，但是如何让一个刚经历过动荡的国家完全稳定下来，并谋求快速的发展呢？
　　 为此，我们可以在历史上看到一次国君与臣下之间最真诚的对话，这次对话发生齐桓公任命管仲主政齐国之后不久，一天，齐桓公召见管仲，向他请教治国安邦之策。齐桓公问管仲，“国家能够安定吗？”管仲回答说，“如果主公可以建立霸业，国家就可以安定，如果不能建立霸业，国家就不能安定。”齐桓公当然是心怀霸主之心，但是他还不想让臣属直接知道自己这个想法，于是说，“寡人不敢有那么大的雄心，只要天下安定就好了。”管仲当然知道他的真实想法，不过也想配合他将这场戏演下去，正好借机表白一番，当即向齐桓公提出辞职，他要走人，齐桓公急了，“这是怎么说的？”管仲说，“主公免臣一死，是臣的幸运，但是臣之所以为不为公子纠死节，是因为臣想将国家安定下来，如果主公没有建立霸业的想法，国家就不能安定，这样臣不为公子纠死节就没有意义了。”齐桓公这时说道，“如果你一定这样坚持，那么我就努力称霸吧！”管仲十分开心，“这样臣就可以秉承君命而执掌齐国大命了”。管仲的这句话的潜台词的意思就是说，我是在为你的称霸大业而主政齐国，因此这是希望齐桓公真正相信自己。
　　 齐桓公这时又问管仲，“寡人有三大缺点，还可以治理好国家建立霸业吗？”管仲问他，“主公您认为自己有哪些缺点呢？”齐桓公回答说，“寡人好打猎，有时黄昏时分都要出去打猎，直到黄昏田静野寂才回来，这是个坏习惯，影响工作啊！”管仲说，“这不是一个好事，但是并不紧要。”齐桓公又说，“寡人好饮酒，有时日以继夜，这也影响工作。”管仲又说，“这也不是一个好事，但是也不紧要。”齐桓公这时又说，“寡人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好女色，恨不得将国家的美女都收到我的后宫里，这也会影响工作。”管仲最后说，“这三个缺点其实都不是紧要的，要想成就霸业，有两点是非做不可的，一是不能优柔寡断，因为这样就无人拥护，一是一定要奋勉，不奋勉是不能成事的”（这段对话见《管子•小匡》）。管仲的话正说在了齐桓公的心坎上，一方面，他也从管仲的话里为自己继续享受生活找到了心安理得的依据，另一方面，他更不能忘记对于自己而言最要的事情是什么。当然了，管仲的这一段话一方面说明了他可以判断出对于统治者而言什么是最重的品性，另外，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他为什么会有如此的认识，因为管仲本人就不是一个勤俭的人，在某些地方他也与齐桓公相似，他同样是一个喜欢女色、生活铺张浪费的人，史料记载甚至“其侈逼上”，此处不表。
　　齐桓公决定采用两手战略，一方面，全力支持管仲施政，给他时间了解齐国情况制定适合齐国的发展政策，另一方面他视人才为国家发展的根本，想尽一切办法广招贤才。
　　 齐桓公重视人才，并不只限于对于管仲的重视，他相信单靠某一个人是无法振兴齐国的，必须要确立一个良好的人才机制，形成一个人才团队，所以他对于人才的招聘是肯于下本钱的。春秋的时期，各国之间竞争激烈，对于人才都十分重视，但是无论哪一个国家，均没有达到齐桓公的重视程度，为了招徕人才，齐桓公甚至公告天下对于前来投靠齐国的人才动用庭燎之礼。先秦时，人们大都重视等级礼仪，如果要迎接四方之士，就要用高规格的接待礼仪。当时的周王朝及各个诸候国在朝觐、祭祀和商议军国大事时，就要在大庭中燃起火炬，也就是“庭燎”。庭燎之数要根据爵位的高低来定。天子为一百，公爵为五十，侯伯子男均为三十。桓公为了显示自己求贤若渴的心情，甚至僭用天子之礼来招待贤士，规格不可谓不高，可是，他的举措推出来之后，却并没有一个贤士前来，这让他十分焦急。
　　 一天，齐国东部乡村的一个人声称要见国君。桓公闻听音讯，喜上眉梢，下令接见。桓公刚刚坐稳，便见一土里土气的庄户老头走了进来，心里顿时凉了半截。桓公用疑惑的眼神细细打量了此人一番后，又想：虽说来人外表是土了些，但从布满皱纹的脸上看还是带着一股勇气和自信，嗯，说不定是个贤能之人呢？待我问问再作计较。
　　 “你来拜见我，一定是有什么才能，说给我听听，若认为行就可任用。”一脸期待的桓公开口说道。
　　 东野之人接过话来说：“我会九九之数。”接着便“一一得一，一二得二，二二得四……”地背起了口诀。桓公还未听完，便哈哈大笑起来，随即调笑说：“此等口诀，连几岁孩童都会背诵，这算什么才能，莫非是来糊弄本君。”
　　 东野之人赶忙回答说：“大山不拒绝细小的石头，江海不拒绝细小的溪流，所以才会成为大山、大江、大海。《诗经》中曾说：‘先民有言，询于刍荛’。教导人们施政要广泛征询意见，包括那些割草打柴之人。九九之术虽然算不上什么高深的学问，但如果您也能以礼相待的话，还怕比我高明的人不来吗？”齐桓公听后频频点头，认为东野之人说的很有道理，也是有才之士，于是就按照庭燎之礼接待了他，并尊之为贤士。齐桓公不弃鄙劣，礼待东野之人事件，使其求贤若渴，举贤任能之名声远播国内外，很快，各地的贤人俊士便接踵而至，来到齐国。齐国的作法也启发了好多后世之人，比如战国时的燕昭王为了招揽人才，就设置黄金台以吸引各地人才前往，这与齐桓公使用庭燎之礼接待人才有异曲同工之妙。
　　 齐桓公对于人才的重视程度是超乎我们的想象的，这里还有另外两个典故与大家分享。
　　一个典故是五顾小臣稷。齐国有一个处土（就是有才德但是隐居起来不愿做官的人，整个中国古代有大批这样的人，有的人是真心不想出来做官，有些人则是借此标榜自己罢了），名叫小臣稷。齐桓公听许多人都说这个人如何如何有才，于是便前去拜访他，希望请他出来为国家做事，但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小臣稷却拒绝见面，三次都吃了闭门羹。齐桓公的先祖姜子牙刚建齐国的时候，也做过一件类似的事情，当时齐国有一对兄弟狂矞、华士，也是比较有才华，姜子牙三次登门请他们出来做官为国家做事，均被他们兄弟给拒绝了，姜子牙于是就杀掉了他们，这也是他建立齐国之后首次动用死刑，那齐国刚刚建立，需要树立权威，对于这两个人的行为，姜子牙显然认定是非暴力不合作式的无政府主义，所以不惜痛下杀手，以树立国威。时光荏苒，姜太公的第十二代孙齐桓公遇到同样的事情，但是却并没有生气，他甚至说，“国君如果不好施仁义，是不能招来民众之中的贤才，如果民众中贤才不是轻视高官厚禄，就不会怠慢国君了，”然后继续登门拜访这个人，直到第五次亲访，终于打动了小臣稷，他表示愿意为国效力。后世三国之时，刘备请诸葛亮出山，不过是三顾茅庐，而早于近千年前的齐桓却已经为人才而五次登门了。
另一个典故是重用麦丘邑人。当然这个麦丘邑人并不是一个人的姓名，而是指麦丘这个地方的一个老人，齐国距离今天太过久远了，所以具体的名子都已经无法从历史上找到了。齐桓公喜欢打猎，结果有一次在追猎物的时候一直追到了麦丘这个地方（大约在今山东商河县西北），遇到了一位老人，齐桓公听说老人有八十三岁了，十分开心（古代之人都十分敬重老人，将长寿之人当作是国家之宝），于是想借这个长寿老人的吉言给自己即将到来的生日说几句好听的话。老人于是说了三句话：第一句是“祝国君长寿，使国君看轻黄金玉石，把人才当作宝贝”；第二句是“祝国君长寿，使国君不会因为羞于学习而停止向下人请教，有才华的人可以聚在身边，提意见的人也可以得到采纳”；第三句是“祝愿国君不会得罪大臣与百姓。”麦丘老人的前两句话让齐桓公很高兴，但是第三句话却是他无法接受的了，他有些生气地对麦丘老人说，“我只听说过，子辈不能得罪于父辈，大臣不能得罪于国君，没有听说过国君不能得罪大臣民众的话，你的这个祝愿不好，与前面两个不匹配，应该更改这个祝福。”麦丘本来是坐着的（春秋这个时代，还没有凳子、椅子之类的东西，人们都是在地上铺张席子，直接坐在地上的，今天中国已经没有这样的做法了，不过受到中华文化影响的日本与韩国则还保留有这种传统，不知道韩国人会不会也将这种坐姿拿去申请人类文化遗产。当然这种坐也不是乱坐，最正规的姿势是双腿跪在地上，然后屁股坐在腿上），听到齐桓公的这句话，站了起来，激动地对他说“这第三句话，是比前两句还重要的，是它们的前提。孩子得罪了父亲，可以由姑姊叔父这些人从中斡旋，从而得到父亲的宽容；臣下得罪了国君，可以由国君身边的亲信进入斡旋，从而得到宽赦。从前，昔桀得罪了汤，纣得罪了武王，这都是国君得罪了臣下，结果都被推翻了，得不到宽赦。”麦丘老人的话一下子打动了齐桓公，对他的启发很大，当即扶这位乡间的老人上了自己的车，亲自驾车载着他回到国都，以庭燎之礼接待他，并封他做了麦丘这个地方的行政官，管理当地的事务。在这个典故中，齐桓公本是去麦丘这个地方打猎的，但是即使在休闲中他也没有忘记为国招揽人才，这说明他对于人才的渴望绝非是只做表面工程，而是实实在在的，而对于麦丘提出的“人本主义”思想的接受，我们也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真正尊重人才、礼遇下士、看重百姓的君主，所以他的日后称霸就绝非是偶然的一件事情。
　　 齐桓公不但用庭燎之礼这样礼节性的仪式欢迎各地人才，同时也注意为前来的人才解决实际的问题：他专门指定了隰朋负责管理接待来自东方各国的人才，指定宾胥无管理接待来自己西方各国的人才；下令全国各地的驿站要接待好前来投靠的各地人才；下令凡是国内的官吏引荐其它国家的人做事，如果引荐得好，就有赏赐，而引荐得不好，也不追究责任；更绝的是，齐桓公并不限于在齐国等人才上门，而是主动出击，专门成立了一个国外人才引进机构，组织了一个80人的庞大队伍，给他们极好的待遇，让他们周游列国，目的就只有一个，向所到之处宣传齐国的人才政策，吸引各地人才前来齐国求发展。正是因为齐桓公对于人才的重视，各国的开始人才纷纷涌到齐国，国都临淄成为当时人才流动的第一目的地城市，这其中，宁戚的故事比较有特色，给大家介绍一下。
　　 宁戚本是卫国人，听说齐桓公贤明，于是准备从卫国来到齐国向齐桓公谋求官职，但是他家境贫困，根本就筹措不起从卫国到齐国的盘缠，再加上他自己的消息不够灵通，没有办法使自己得到举荐，只好临时找个工作，替一个商人赶着装载货物的车来到齐国，傍晚的时候宁戚赶着牛车到达了临淄城的郊外（当时的马车主要是军队及贵族才使用得起），准备露宿在城门外。当时临淄城已经是一个相当繁华的城市，各国前往临淄经商的人非常多，许多运货的车只能即来即走，临淄城管对此监察得特别紧，运货的车在晚上的时候都停在城外，将城外的道路都占得密密麻麻的，宁戚的牛车自然也在其中，本来宁戚还在想着等明天进了临淄城之后如何去向齐桓公举荐自己呢，不想却遇到一个不错的机会。
　　原来这天傍晚，齐桓公的一个尊贵客人来临淄拜访他，于是他亲自前往郊区迎接客人，随从们让护城的士兵打开了城门，然后高举起火把，让路上的货车避开。众人知道是国君出行，于是纷纷让路，当时宁戚因为心事多睡不着觉，正在喂牛呢，突然看到前面灯火辉煌，一打听知道是齐桓公出行，突然有了主意，就故意拍击着牛角大声唱起当时最流行的一首歌《硕鼠》来：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
　　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女，莫我肯德。
　　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
　　硕鼠硕鼠，无食我苗！三岁贯女，莫我肯劳。
　　逝将去女，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
　　关于宁戚在第一次见到齐桓公时唱的究竟是哪一首歌，还有另外几个说法：
　　 《史记•邹阳传》集解引应劭：桓公夜出迎客，而宁戚疾击其牛角商歌曰：
　　南山矸，白石烂，
　　生不遭尧与舜禅，
　　短布单衣适至骭，
　　从昏饭牛薄夜半，
　　长夜曼曼何时旦。
　　 《艺文类聚》卷四十三“乐部•歌”所记，宁戚所唱之歌是：
　　沧浪之水白石粲，
　　中有鲤鱼长尺半。
　　毅布单衣裁至肝，
　　清朝饭牛至夜半。
　　黄犊上坂且休息，
　　吾将舍汝相齐国。
　　《昭明文选》收成公绥《啸赋》，中有“宁戚敛手而叹息”句，其后李善注谓宁戚所唱之歌是：
　　出东门兮厉石斑，
　　上有松柏清且兰。
　　粗布衣兮缕，
　　时不遇兮尧舜主。
　　牛兮努力兮食细草，
　　大臣在尔侧，
　　吾将与尔适楚国。
　　由此可见要弄清楚一件历史事实是件多么麻烦的事情，仅仅是古人在当时唱的一首歌就会有四种版本出来，不过根据专家的分析，后三首歌的体裁与《诗经》不一，极有可能是后人的伪作，而《硕鼠》取其“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之意却是与宁戚当时的心境相符合，极有可能他所唱的就是《硕鼠》。
　　无论宁戚是唱的什么歌，反正是引起了齐桓公的注意。我们在前文提到了春秋时期上层社会之人从小就学习“六艺”，管仲的这六门功课做得不错，齐桓公这六门功课同样都做得不错，他十分通晓音律，还特意收藏了传说古代杰出的琴家伯牙曾弹奏过“号钟”琴。齐桓公的“号钟”、楚庄王的“绕梁”、司马相如的“绿绮”和蔡邕的“焦尾”，这四古琴被人们誉为“四大名琴”，齐桓公曾令部下敲起牛角，唱歌助乐，自己则奏“号钟”与之呼应，牛角声声，歌声凄切，“号钟”则奏出悲凉的旋律，使两旁的侍者个个感动得泪流满面，因此可见他的音乐造诣之深。现在，他在车上突然听到有人在这儿唱歌，他感觉很奇怪，显然这个唱歌的人是在通过唱歌来表白一些什么，他于是拍了拍自己的车夫的手，对他说：“真奇怪！那个唱歌的不是个平常人。”然后就命令自己车队的副车载着他。齐桓公回城后，跟随的人员请示齐桓公如何安置宁戚。桓公见宁戚衣着比较破烂，于是赐给他衣服帽子，然后接见了他。
　　宁戚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就将如何治理国家的一些看法告诉了齐桓公。第二天早上，齐桓公觉得意犹未尽，于是再次召见他，这次宁戚又将自己对于如何治理天下的一些看法告诉了齐桓公，齐桓公听着觉得这个人比较有才，虽然他的一些看法不如管仲系统、深刻，但是他对于发展农业的一些看法颇得齐桓公好评，齐桓公很高兴，准备任用他，于是就在朝上征求众大臣的意见。
　　群臣中有人劝谏说：“这位客人是卫国人。卫国离齐国不远，主公不如先派人去卫国询问一下。如果确实是贤德之人，再任用他也不晚。”齐桓公回应说：“不能这样做。寡人以为用人是用其所长，去询问他的情况，是担心他有小毛病。因为一个人的小毛病而丢掉他的大优点，这是君主之所以失去天下贤士的原因。”众臣听了，无不点头称是，于是宁戚这个卫国赶着牛车过来的人，一跃而成为齐国的大夫。
　　我们分析齐桓公的人才招揽工程，可以看出来，齐桓公这个人做事情很喜欢表里结合，一方面大做表面文章，使得各地的人才都可以看到有才之人在齐国受到的礼遇，另一方面，他绝不将人才当作花瓶，而给予实实在在地使用，让他们有发挥个人才能的机会。我们也可以看出齐桓公的用人原则：用人所长，而不计较其短，其实在对管仲的任用上我们已经看到这一点，管仲是一个小节方面做得并不好的人，但是齐桓公就是看重了他在大处的能力，因为他有这样开放的人才观，也就形成了他的独格人格魅力。
　　葛优在《天下无贼》中说“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其实，这句话放在任何时代都是真理，在公元前7世纪的时候，人才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甚至更要超出今天许多倍，今天是法治社会，有许多规范的法规制度约束着人们的行为，指导着人们去做自己的事情，而在春秋那样的时代，以人治、礼治为主体，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只要能够拥有并使用好人才，都将获得比其它国家更快更好的发展。因为齐桓公对于人才的重视，所以在齐桓公执政的时代，各国人才纷纷奔赴临淄，齐国人才济济，也就为下一步使用这些人才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