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试图评价逻辑学在本世纪哲学中的位置。这种尝试必然是主观的，其结果也许会因该评价者主要是一位哲学家还是逻辑学家而不同。我以为自己作为一名哲学家在近60年来一直密切关注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参与着逻辑学的发展。

20世纪哲学最突出的特征是逻辑的复兴，它是哲学发展的发酵剂。这一复兴是从本世纪初开始的，最初以剑桥和维也纳为中心，后来扩大到整个分析哲学运动，这一复兴与之汇合，这是逻辑学登上哲学舞台的标志。进入世纪末，我们能注意到，逻辑学对哲学发展的影响有下降的迹象。

12世纪中期持续到了14世纪中期。

“冬眠状态”。它的最近一次冬眠持续了近500年——从14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在这段时期， 也出现过一些有伟大才能和影响的逻辑学家。其中最伟大的是莱布尼兹。但作为逻辑学家他对那个时代的哲学气候的影响是很小的。直到本世纪初，当路易斯·考托拉特出版了《莱布尼兹的逻辑学》和大量未加编辑的材料后，作为逻辑学家的莱布尼兹才被发现。

“一步也不能前进了，所有的名誉、声望都将消失”。

我们今天使用“逻辑”一词所表示的东西，并不是一直就这个名称而论的。

“工具”一词给它们命名是从公元前一世纪开始的。斯多噶学派曾以一定程度上的一致性，使用术语“辩证法”来表示我们今天所指的关于逻辑学的研究。这一术语通过晚古时代的拉丁传统传播到了中世纪。标志着逻辑复兴的最早著作之一是阿巴拉德的《辩证法》。然而，阿巴拉德也使用过“逻辑”这一名称，在怀疑主义的黄金时期，这一名称变得流行起来，只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它再一次屈从于其对手“辩证法”。后来，“工具”一词也重新被使用，在18和19世纪的德国作品中，“理性”和“科学”等术语也被大量使用。

“逻辑”这一名称，曾一度颇有影响的《逻辑和思维艺术》亦即《波尔·罗亚尔逻辑》一书看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然而，这次复兴是与对中世纪传统的反叛同时发生的，并且也是与创造同新世纪的自然科学相协调的东西这一努力相呼应的。我们认为，波尔·罗亚尔逻辑并不是“逻辑”，它更像我们所称的“方法论”，正如该书的标题所说的，是“有助于思维的”。

“纯粹理性”的知识“起源、范围和客观有效性”。而被认为比其他人更应对“逻辑”一词的最后确立负责的黑格尔则直截了当地指出，以前与这一主题相联系的概念“应该彻底消失并且完全改变这门科学（逻辑）的地位”的时代已经到来。

在本世纪前十年，当真正的“逻辑观念”进入哲学舞台时，它在术语上表现出犹豫不决的特征，它太想在自己的名下出现了。考托拉克提出为它新造一个词“逻辑斯蒂”（Logistique，德语为Logistik），这一思想强调的不仅是它的新意，而且是它与上一世纪的腐化的逻辑和亚里士多德主义以及陈旧的经院哲学传统思想的区别。例如，我当时作为一名年轻的学生，正是在这样的“现代性精神”中接受逻辑训练的。术语“逻辑斯蒂”在英语中从未获得广泛流行，可能因为该词的多元形式在英语中已有了一种带有不同内涵的固定的用法。“数学的”和“符号化的”属性倒是长期用来区分新的逻辑形式及其古老形式。

鉴于术语上的混乱和传统的多样性，有必要说一说我（相信大多数现代人和我一样）对逻辑的理解。

“形式的”这一术语的。逻辑研究的是我们称之为论证、推理或证明的推论过程的结构方面。它制定的规则是用来断定由前提到结论的转换的正确性，而不是断定前提或结论本身的真。这就赋予了逻辑形式化的特征——这也正是康德和黑格尔抱怨的主题之“贫瘠”和缺乏内容之所在。

“内容”是“概念”。逻辑对它们的研究不是它们与世界的外在联系，而是它们的统一或对立的内在联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概念分析”。在最为简单的状况中，它采用的是通过种差和最邻近的属的亚里士多德式的定义形式。在更复杂和有趣的状况中，它由概念的网络或“域”的结构组成。这种结构的性质包括对实体赋予意义。形式化的公理系统就是这种构建的例子。希尔伯特机智地称它们为“隐含定义”。

“形式逻辑”和“概念分析”。这两种看法都能被证明是合理的。而事实一直是，在赋予本世纪的哲学以浓郁的“逻辑色彩”这一点上，这两方面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当哲学的许多分支之一——形而上学或伦理学或逻辑学的地位特别地突出时，常常与一些其它时代的文化特征有关。在西方文化中，有三个时代是逻辑研究处于突出地位的时代。

4世纪和3世纪，是一个幼稚的时代，人们喜欢在为处理法庭或市场的争论而使用或误用的论证中重新发现语词的力量。对这些早期出现的原始的理性的批判性反思导致了所谓的哲学上的苏格拉底传统和在其中的我们称之为逻辑的对思想形式的更加专业化的研究。这也是最先试图将数学知识系统化的时代，有尤多克斯的比例规则和前欧几里得对几何元素公理化的努力。

“逻各斯”的说明和诠释。由于其退化的形式，这一活动获得了一个拘泥小节、吹毛求疵、作无谓的细微分析的名声。但是，应该记住的是，这种“细微”分析的对象是“概念”及其“分裂”。当其被技巧化地做时，它就是一种可以与我们本世纪最好成就相媲美的锐利的概念分析方法。

14世纪降临欧洲的灾难，基督教中世纪时代的理智的文化也衰落了。渐渐地，一幅世界和人的地位的新的图画成形了。它是建立在对自然现象的研究和使用数学工具并对它们进行理论化的基础之上的。经院哲学名誉扫地，而逻辑则开始了我们前面已提到的500年的沉睡期。

19世纪末期逻辑的复兴呢？我们可以从这一事实得到答案：西方科学到那时已经达到了成熟阶段，这就使得它对其理性基础进行反思。新的科学刻划世界的工具是数学，因此，很自然地，这种反思是从那些主要是数学家的人开始的，比如两位现代逻辑之父布尔和弗雷格。

·德摩根一样，布尔关注的是数学工具对传统逻辑的应用。他们的这一方向通过皮尔斯和斯拉德得以继续。弗雷格的目标则不同，他想在纯逻辑中为数学建立一个稳固的基础。最后，他不仅复兴而且改造了逻辑。

从起源看，逻辑的复兴来自对数学基础的研究。

对基础问题的另一种研究方法是希尔伯特作为公理化的形式演算的一个家族的数学概念，它在元数学的意义上研究一致性、完全性、独立性以及其它一些“完善的性质”。在某些方式下，希尔伯特纲领是对莱布尼兹的在一特有的论域内进行的“演算推理”概念的复兴。

“结构主义”和鲍雷尔与彭加勒的“半直觉主义”。布劳维尔关于逻辑地位的观点十分不同于弗雷格和罗素以及希尔伯特。“直觉主义者”和“形式主义者”之间的激烈争论就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通过怀疑传统逻辑的基石之一——排中律，布劳维尔及其追随者们也成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异常逻辑或非标准逻辑或非经典逻辑的开拓者。

“英雄时代”这一时期的舞台。它持续了大约半个世纪，从弗雷格的《概念文字》（1879）和《算术的基础》（1884）到希尔伯特和贝奈斯合着的重要的《数学的基础》第一卷的出版。作为这一时代的余波中培养出来的一员，我总是禁不住以某种深深的怀旧情结来回顾它，它最终在一种激动人心的高潮中结束了。我不久还会再谈到它，但首先，我们必须更迫切地来看一看在已有了新逻辑之后对其哲学的影响。

在早些时候，常常认为逻辑研究的是“思想的规律”。这也曾是布尔杰作的题目。但也有人认为逻辑并不关注心理的思想过程（的规律）。那么，逻辑研究的是思想的哪一方面呢？我们可能回答说：语言中思想的连接。也就是说，语言是逻辑研究的原始材料。（古希腊的“逻各斯”一词也模糊地具有言语和推理两方面的意义。）如果在某一时代逻辑在哲学中占主要地位，那么，这个时代的理智的文化语言也必定处于突出的地位。

学校的逻辑也一直被形容为是一种“斯普拉赫逻辑”或语言逻辑。对语言的玩弄即对“诡辩”的过度兴趣看来是导致经院哲学声名狼藉的原因之一。

“语言学转向”已经成了大家的口头禅，以至于可能引诱人们将逻辑看作是诸多语言研究的一个分支，与语言研究的其它分支比如理论语言学、计算机科学、信息过程和人工智能的研究等相提并论。但这是对历史观点的歪曲。与古代不同，古代的逻辑是从对语言的兴趣中引发出来的，而现在则正是逻辑的复兴使语言成了哲学的中心。在这里，弗雷格的工作具有划时代的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发现，弗雷格作为一位语言哲学家远远晚于作为一位逻辑学家。弗雷格影响的复兴以及对弗雷格的研究仅仅在本世纪中期伴随着逻辑学的“语义学转向”才出现。

七

如果认为维特根斯坦对逻辑的贡献仅限于发现了关于命题逻辑的真值表方法以及作为真值函项重言式的逻辑真概念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真值表的思想在维特根斯坦之前已有了一个很长的传统）

——它们的共同的逻辑形式。然而，这却被我们现实言语的语法的表层结构掩盖了。语言的逻辑深层结构是一种假定的理想，它在有意义的话语中显示自己，但因是被预设的，它不能在语言中被自己描述。

《逻辑哲学论》中的“逻辑形而上学”一直得以延续，而且在更近的时代经历着复兴。我正在考虑由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研究所代表的部分因电脑研究刺激产生的心灵哲学和语言学理论的发展。

“never—never语言”，在同等地关于先天的语法结构和不可言说的思想语言（心灵语言）的思辨思想中得以复活，并被认为对于解释小孩在他所属的语言共同体中被同化的能力是必要的。乔姆斯基复兴的“普遍语法”或“笛卡儿语言学”是他在逻辑哲学论中已为逻辑假定的另一“透明结构”。

“基础问题”的研究之间呈现着有趣的相似性，我把这一研究称作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中的“自我失败的顶峰”。

罗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夜写道“当它处于必然的分析和净化时，就会发现要么它根本不是真正的哲学问题，要么它就是一个逻辑问题。”但他也说到，他所拥护的和已经“通过数学的批判的审查而进入哲学中”的哲学仍“未有许多全心全意的追随者”，在这一方面，战后几十年来，通过由维也纳学派的活动和中欧的一些有科学倾向的哲学家和有哲学倾向的科学家组成的同质团体发起的逻辑实证主义运动，产生了巨大变化。哲学最终找到“一条可靠的通向科学的道路”，人类理性新时代已经开始。

今天我们可以很平常地宣布逻辑实证主义已经行将就木了。然而，应该记住的是，这一运动之所以被瓦解和替代，主要是由于在其自我运动中产生的自我批判。这种自我发展和自我毁灭的结合在思想史上也许是独一无二的，至少就我所知还没有相应的事例。其结果是，作为科学逻辑的狭隘哲学概念逐渐地让位于关于所有论说形式的逻辑分析这一概念。作为对逻辑实证主义的一个公正的评价，必须把这一运动看作是与其他形形色色的分支一起最终汇成分析哲学的洪流的“源头”。没有人会否定这是主流，我甚至认为是本世纪哲学的主流。关于它的起源：最先是同数学中的基础研究相联系，然后是同逻辑工具的使用向科学的概念分析最终也包括日常语言的分析和扩展相联系的。这样，我就找到了我所声称的：逻辑是我们这个时代哲学的独特标志。

我所称的现代逻辑史的英雄时代在本世纪30年代走到了尽头。两个“英雄的”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标志着新时代的到来。其中一个是哥德尔对形式演算的不完全性的发现，另一个则是塔斯基的语义真理论。而且这两大成就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

“纸牌游戏”即一种不管其意义的符号游戏进行推理。塔斯基的相关成就则意味着对语形观点的超越和通过语义加以补充。这样就使语言的结构和意义的联系可以有严密的处理。模型论的丰硕成果，是对逻辑的语义领域的开发。作为进一步的研究，塔斯基后期的工作也具有决定性和根本的意义。塔斯基的开拓者的地位决不会因为在历史的观点中看到的这一事实而被削弱：模型论的基本思想可以追溯到司寇伦和勒文海姆的工作。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起源于弗雷格和罗素且一直延续到本世纪30年代、以年轻的奎因的工作最为突出的逻辑学科中。悖论被证明是一块比以前看到的更为严重的绊脚石：以前人们认为通过罗素的努力已经征服了它。语义悖论，如说谎者悖论，要求扩展类型论的范围，而在类型论的各种形式中没有哪一种被认为已经获得了一般的、普遍的认识。在纯逻辑领域中寻找数学的基础，逐渐变成在集合论中寻找数学的基础。集合论自身作为一个有争议的数学分支，它非常重视这一挑战，那就是澄清作为康托尔乐园的公理和概念的基础。即使逻辑学家的方法所遇到的困难能被认为已经破坏了其开创者的原有愿望，但我认为，他们的方案的继承人所留下来的是今天数学基础研究中在哲学上最具挑战性的。毫不足怪，哥德尔，这位也许是本世纪最具哲学头脑的数理逻辑学家，将其以后的工作主要放在了这一领域。

1930年就在这一形式系统中整理出了被认为从直觉主义者的观点来看可接受的逻辑规则。因此，他创造了一种被证明在数学的证明研究中非常有用的工具，这也就证明了：留下来的希尔伯特方案的一部分并没有被哥德尔的发现所影响。鉴于曾一度恶化的形式主义者和直觉主义者之间的斗争之尖锐以及这两派的创立者之间很少交往，他们在以后的证明理论研究的发展中的调和甚至可以表现出稍许讽刺意味。

在他对逻辑可以给数学提供一个基础这一思想的反驳中，可以说布劳维尔预期了一种维特根斯坦后期的态度。维氏也分享了直觉主义者的构造主义倾向和他们对某些经典逻辑的基本原则的批判性反思。

20世纪30年代后在逻辑上的这种气候的变化，在M.韦伯的意义上，我将之描绘为一种“觉醒”。当形式主义者、直觉主义者以及逻辑主义者等学派中的伟大的梦想和幻觉失去了其哲学魅力时，所保留下来并且从它们之中生长出来的便是冷静而又坚实可靠的科学。这种已经成为新逻辑之母的科学学科就是数学，它带着它的子孙回到了其栖身之家。

40年或更长的时间后，这种态度不再流行于数学这一职业中，除非那些现代发展尚未触及到的世界上的角落。

当我们把现代逻辑的历史看作是一个概念危机或混淆范围中的“理性觉醒”的过程时，我们就有资格做出这样的判断：二战后在逻辑理论中最令人兴奋的发展就是模态逻辑的复兴。模态概念的研究在亚里士多德传统中就已盛行，不仅在其创始者那里，而且在中世纪也是如此。然而，在从布尔和弗雷格开始的复兴中，这一研究长期被忽视了。当最终它在卢卡西维茨和刘易斯的著作中再现时，它的复活却有点失败的意味。这是因为它采取了对罗素逻辑的批判的形式。模态逻辑被认为是一种“非经典的”替换物，或甚至是与经典逻辑对立的。

“超结构”，模态词的逻辑研究在现代获得了一个良好的开始。一直到二战之后，这一概念仍未流行，尽管在30年代它就已经有了与哥德尔和费斯一起的先驱。

“一般理论”也可以称之为相同形式结构的相关“逻辑”的一个家族。传统模态逻辑这一古老的主干的分支已成了我们熟知的认识论逻辑、信念逻辑、道义逻辑和问句逻辑等。历史的研究已经揭示出这些分支的许多祖先或者已经出现在古代和中世纪的逻辑中，或者则与莱布尼兹同时代。莱布尼兹这位伟大的逻辑天才，他的种子主要落在他自己那个时代贫脊的土地上。

——老祖宗莱布尼兹最早提出的同一性可置换律出现问题。这种可替换性在语句的上下文中是我们所知的逻辑的外延性的标志。使得莱布尼兹原则的有效性受到争论或限制的逻辑系统，我们称之为内涵逻辑。因此，模态逻辑可以被看作是内涵逻辑宽阔的研究中一个领域。

在以后发展中，模态和内涵逻辑研究渐渐地变得哲学的东西越来越少，而技术上却更精密。另一次“觉醒”正在发生，一个最初有争议的学科，由具有哲学观念的逻辑学家传给了具有逻辑观念的数学家。

模态逻辑，总体上也包括内涵逻辑，在一些出处中仍被称为“非经典的”。在逻辑中，关于什么应看作是或不是“经典的”，尚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只要模态逻辑被看作是某些被承认是规范的结构的替换物，这一名称就可以是合理的。但模态逻辑并不是一种对由弗雷格和罗素系统化的逻辑的替换物——至少不是关于被称作一阶逻辑和包括命题演算和谓词演算两个层次的逻辑的替换物。

“逻辑空间”作穷尽且不相容的二分法。，

“海战问题”的讨论看作是对排中律的普遍有效性的否定，对这一诠释，我并不同意。同样的怀疑在中世纪也出现过——并且试图通过构建多值逻辑来解决。在现代逻辑中，这些工作被卢卡西维茨重新进行。他的把多阶逻辑看作是经典逻辑的一般化的伟大想象力，并未证明像它的发明者所想象的那样多产。多阶的思想在技术应用上是有用的。但是，这一概念作为逻辑空间的格比在解释上碰到困难的真假二分法要精细些。因此，是否多值逻辑在我在这里所记住的意义上应该看作是非经典的，这是值得怀疑的。

“经典的”思想，比如双重否定原则等的更必然的攻击则来自布劳维尔和直觉主义者。正如已提到的，形式化的直觉主义逻辑已被证明对于证明理论的研究是有用的概念工具。它为构造主义者处理数学中的存在概念提供了逻辑上的脊骨，同时它对澄清无穷概念的工作也是有帮助的。对真与假的“缺口”的考虑在许多涉及严格可定义性概念或开放结构概念的形式研究的许多领域已经成了一种标准。排中律几乎不能再被看作是逻辑哲学中一个有争议的论题。

“重叠”。因此，一旦提出对它的质疑，就比相对于排中律的怀疑对逻辑基础的切割更深。

纵观整个思想史，悖论一直是令哲学家头痛的问题，自集合论出现之后，它也成了令数学家头痛的问题。悖论显示了看似无可挑剔的逻辑推理但最终在结论上却出现互相矛盾的范例。如果这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我们就必须在推理上找出错误，并且制定规则以避免这种灾难。这就是罗素的类型论和恶性循环原则所做的工作。

“平凡化”或“爆炸”了。希尔伯特工作的部分目的就在于证明一个健全的系统是会避免这种灾难的。这就预设元证明的逻辑具有这种免疫力。希尔伯特看到了他所称的仅允许“有穷结果”的有穷观点的根据。

·司各脱之后的被称为邓司·司各脱律所涉及的内容，这些后果在“经典”逻辑中看来是允许的。对逻辑后承或衍推的经典看法进行修正一直是称之为相干逻辑研究这一冒险的背后动力。在这一方向上更新和更基本的一步就是所谓的“超协调逻辑”。它的目的之一就是说明在推理的上下文中矛盾如何被调解而无须害怕“平凡化”或“爆炸”。

“数学家面对矛盾时的迷信式恐惧与敬畏”这句话的正确度降低。

——承认真值缺口的像直觉主义者一样的学派和承认真值重叠的像超协调逻辑一样的学派，同样也将作为各种各样的替换的认识论逻辑、道义逻辑和其他逻辑生长和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但是，这些发展至今仍处于早年的婴儿期。

我试图回顾本世纪逻辑学的发展，把它看作一个渐进的过程：从数学基础危机的哲学魅力以及由这一长期闲置的领域的再发现而引起的混乱，到清晰、精确和概念的严谨。但逻辑却因此而变得不再是哲学而成为科学。它或者融入了某一个古老的科学之中或者形成了一门新的科学。逻辑学的情况是：它与数学的各种各样的研究相融合，也与科学舞台上的新角色如计算机科学、认知研究、控制论、信息理论以及普遍语言学相融合——所有这些领域都带有强烈的数学化倾向。

“科学之母”的称号。物理学是自然哲学的产物，在英国和苏格兰的一些大学中至今仍容忍这一名称。19世纪下半叶，心理学和社会学就是通过由主要以纯理论思维为主转变为实验和经验的研究而诞生的。在本世纪，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逻辑身上。

“数理逻辑——除了在其初始阶段，它并不直接具有哲学上的重要意义，以后，它更属于数学而不是哲学。”在一份未发表的维特根斯坦的打印稿中，他也写道：“形式化的道路——就是数学。”

“正规”状态下，其领域中的危机和混乱并不会为难那些发展它们或在它们的理智环境下引起兴奋的人们。然而，哲学的风暴时时都将出现在似乎最为风平浪静的水面。我们可以确信：在逻辑中也总会保留有朦胧不清的角落。所以，我们也相信逻辑是哲学家所关注的永久之地。同时，我也可以很好地想象个别的思想家将为其大胆的形而上学的构建而在逻辑中寻找原料。一个可以引用的例子就是作为对柏拉图和莱布尼兹的回应的哥德尔的概念实在论。但是，就我看来，逻辑要在本世纪一直保持而现在已接近尾声的世纪哲学的整个画面中继续扮演着突出的角色，这是不大可能的。之所以这样，部分地是因为逻辑自身已经成功地融入了刚刚提到过的邻近学科之中。同时也因为升起在哲学地平线上的新乌云正呼唤哲学家去关注并渴望哲学家们去澄清。

我不打算预测在2000年后的第一个世纪的哲学中主导的方向是什么，但我认为它们将非常不同于本世纪的那些主导的方向，并且逻辑将不再是其中之一。如果我的说法正确的话，那么，20世纪作为我们称之为哲学的人类精神的那些千变万化形式的历史中的另一个逻辑的“黄金时代”这一点将比现在更加明显。

GEORG HENRIK VON WRIGHT， LOGIC AND PHILOSOPHY IN THETWENTIETH CENTURY，原载THE TREE OF KNOWLEDGE AND OTHER ESSAYS译者 胡泽洪/胡浩）

（原载《哲学译丛》2000年02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