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SCI论文（引用）及期刊“影响因子”，被当今学界视为最权威的学术评估手段，却严重忽视了这两者纯粹的商业性质。本文集中考察三个方面内容：SCI论文（引用）和期刊“影响因子”的历史形成过程；上述两者规则设计的合理性质疑；揭示两者背后的商业化运作机制及学术包装手法。

关键词：SCI（科学引用索引）；JCR（期刊引证报告）；影响因子；尤金·加菲尔德

 

一、科技信息的商业价值

二、SCI和JCR的历史起源

三、SCI推广之诺奖预测

四、学界对SCI的争议

五、对“影响因子”两项准则合理性的质疑

六、为商业机构打造高端学术形象

七、“黄金俱乐部”的准入门槛

 

　　英国《自然》杂志（Nature）创刊于1869年，如今已成科学神话。它在中国科学界更是高居神坛，据2006年《自然》杂志上题为“现金行赏，发表奖励”的文章中说，当年中国科学院对一篇《自然》杂志上的文章给出的奖金是25万人民币，而中国农业大学的类似奖赏高达30万人民币以上，这样的“赏格”让《自然》杂志都感到有点受宠若惊。[[1]]

　　《自然》之所以被学界捧上“神坛”，主要的原因，是它在风靡全球的“刊物影响因子（impactfactor）”游戏中，长期以来遥遥领先于世界上绝大部分科学杂志——2014年，它的影响因子高达41.5，在SCI期刊中位居第七。换言之，对《自然》的迷信，很大程度上就是对SCI和期刊“影响因子”的迷信。

　　但奇怪的是，与这种“迷信”形成鲜明对照，学界对SCI和期刊“影响因子”的历史形成过程，了解却十分有限，而且几乎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两者纯粹的商业性质。当前的研究，仍然集中在把SCI和期刊“影响因子”当成理所当然的权威学术评估手段，用于衡量个人、学术团体、研究单位、甚至一个国家的整体学术水平。另一方面，由于对相应历史缺乏必要的了解，即使对“游戏规则”的合理性有所质疑，也难以形成深入的看法。

　　本论文将从科学史研究视角出发，结合SCI和期刊“影响因子”的历史形成过程，从源头上对其规则设计的合理性进行深入考察，并揭示这两种学术评估手段背后的商业化运作过程，这是前人未曾涉及的工作。

 

一、科技信息的商业价值

　　科学情报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Information，以下按通行习惯简称ISI）逐年发布的科学引用索引（Science CitationIndex，简称SCI）和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Report，简称JCR），被当今科学界视为两种最权威的学术评估数据。许多人误以为它们是由“科学界权威机构”发布的——尽管实际上这家“科学情报研究所”从一开始就是一家地地道道的商业公司，1992年又被汤森路透（ThomsonReuters）收购。只是ISI的这一性质，多年来一直不太为普通公众和许多学界人士所知。

　　行用半个多世纪以来，两种数据已经彻底改变了科学界的学术生态和发表机制。创立者尤金·加菲尔德（EugeneGarfield，1925~），个人经历显得中规中矩，没有任何“出格”之处。他1925年出生于纽约布朗克斯区，1949、1954年先后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化学学士学位和图书情报学硕士学位，1961年获宾夕法尼亚大学结构语言学博士学位。

　　1956年，在职攻读博士的加菲尔德注册成立一家名为DocuMation的小公司，推出的第一款信息产品——目录快讯（CurrentContents，简称CC），是一种对管理类杂志目录进行定期汇编的小册子。除了零售散卖，贝尔实验室（BellLab）成为他第一家企业用户。加菲尔德后来回忆，为了完成与贝尔签订的500份订单，需要先投入500美元作为印刷经费，他靠从私人银行贷款才勉强度过难关。[[2]]

　　加菲尔德的事业转折发生在1960年。这年他将公司正式定名“科学情报研究所”，此前曾一度改名“尤金·加菲尔德学会（EugeneGarfield Institute）”，与美国国家健康学会（The NationalInstitute）合作，获得国家科学基金（NSF）30万美元政府资助，共同承担建设基因文献引用索引库（GeneticsCitation Index）项目。

　　项目对1961年28个国家出版的613家期刊20000本杂志上的140万条参考文献，建立引用索引，进行编目，最终结果共得五卷，其中基因类文献的引用索引独立成一卷。1963年，基因引用索引数据库顺利结项，加菲尔德原本期望国家科学基金能进一步提供资助，将余下四卷一起出版，但后继申请计划被拒。加菲尔德决定独立承担出版事宜，并将其统一命名为科学引用索引（ScienceCitation Index），即学界现今所熟知的SCI。

二、 SCI和JCR的历史起源

 

　　SCI收录一定范围数量的期刊——这通常也被称为“源刊（sourcejournals）”，通过在源刊文本和源刊参考文献之间建立“引用索引（CitationIndex）”，可提供检索学者的SCI论文发表数量和被引用次数——在理工科领域，对学者学术水平的评判现今主要取决于这类数据。

　　1964年，ISI首次出版1961年SCI报告，此后逐年出版，延续至今。ISI在1973、1978年相继推出的社会科学引用索引报告（SocialScience Citation Index，简称SSCI）和艺术&人文科学引用索引报告（Arts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简称A&HCI），完全套用了SCI的产品思路和模式。

　　从方法上来说，SCI 采用的“引用索引”受到的是美国一种判例援引法律工具书的启发。美国法律遵照“判例”原则，法院进行判决时，必须与本院或上级法院此前对相似案例做出的判决保持一致。1873年，芝加哥一个叫弗兰克·谢帕德（Frank Shepard1848~1902）的法律出版商，开始出版一种他自己编印的工具书，在判例和援引案例之间建立索引，统一进行编列，并标记判例是否已被推翻、撤销、修改或加入限制条件。这种工具书能帮助律师快速了解一个判例是否仍然适宜援引，出版后大受欢迎，法律人士几乎人手一本。谢帕德的名字甚至衍化成了一个法律术语“Shepardize”，意为“查阅《谢帕德引证》”。[[3]]

　　JCR，即“期刊引证报告”，本质上是SCI的衍生产品，它逐年发布的期刊影响因子（详见下文），是基于对SCI（后来包括SSCI和A&HCI）“引用索引”数据进行整合处理后得到的结果，该数据现今已成为学界评判期刊优劣的权威指标。[[4]]　1975年，JCR首次以SCI附卷的形式出版，1993年，它被独立推向市场。

　　作为一种期刊评估手段，JCR的思想源头可追溯至格罗斯（Gloss）夫妇1927年《科学》（Science）上的一篇文章。他们试图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在图书馆预算有限的情形下，应该参照什么标准为学生购买供查阅的化学期刊？[[5]]^、[[6]]

　　最简便的方法，当然是找一个权威专家为图书馆开列一个目录清单，但这会受到专家本人阅读经验和个人好恶的左右，特别在购买范围较大的情形下，并不太适用。

　　格罗斯夫妇提出的解决方案是，选取知名刊物《美国化学学会杂志》（Journal ofthe  American ChemicalSociety），对它1926年发表的247篇文章的3633条参考文献进行统计，按引用次数对所有被引刊物进行排序，刊物重要性与排序结果直接对应，图书馆可参照此清单进行购买。这种筛选方式操作简便，且不存在太高专业“门槛”，很快被其他信息科学家借鉴推广到别的学科领域（参见表1先前学者的整理结果）。[[7]]

表1： SCI和JCR出现之前各学科筛选期刊的方式

　　SCI作为JCR的数据基础，相较前人有所突破的地方在于，不再区分学科类别，收录期刊海量增加。

　　但这并不是它们之间根本的区别，根本区别在于，格罗斯夫妇及其后继者们采用同样的方案对期刊进行筛选时，还保持着非常“纯洁”的动机，为的是创造便利、服务学术。SCI和JCR却不是这样，它们从一出生就是商业信息产品，“赚钱”才是它们与生俱来的属性。

这种属性也是加菲尔德千方百计让它们位居高端，凌驾于学术之上的真正动力。其中力证SCI可以预测诺奖，对帮助实现这一目标，起到了关键作用。

三、SCI推广之诺奖预测

 

　　1965年，即SCI推向市场的次年，在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Office for NavalResearch）主办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加菲尔德和他的助手提交论文做了大会报告。[[8]]　当时ISI迫切需要打开SCI的市场，所以这次大会报告很大程度上也是一次不失时机的产品推介。加菲尔德的报告从五个方面阐释了SCI的功能：

　　1）便于学者了解前人工作，减少不必要的重复研究；2）作为评估研究成果的手段；3）便于追踪发表成果的来源和出处；4）可用于计算期刊的“影响因子”（参见本文第5节）；5）为科学史研究提供一种有效的辅助手段。

　　在阐述第2项功能时，加菲尔德选择了最能撩拨学界敏感神经的“诺奖预测”来进行论证。他利用1964年首次出版的1961年度SCI报告比较了两组数据：

　　1）1961年共有257900位学者的成果被SCI论文引用，统计他们的引用情况；

　　2）1962、1963年共产生13位物理、化学和医学诺奖获得者，统计他们1961年度被SCI论文引用的情况。

　　从数据结果可看出（参见表2），13位学者在得诺奖的前一年，他们的成果被SCI论文引用的平均数量和次数远高于一般水平。这确实能说明，优秀科学家群体有着更高的SCI论文被引用数，但并不足以支撑加菲尔德的论断：SCI论文引用数可以反过来用于评估单个学者的学术水平。

　　事实上，就在两年前的一篇文章中，加菲尔德还主动发出警告，利用论文引用次数评估科学家和科学成果可能存在风险，理由是“论文的影响和论文的重要性及意义是两码事”。他甚至非常恰如其分地引用了苏联李森科（T.D.Lysenko，1898~1976）的例子，说如果引用次数最多的作者应该获得诺奖，那会得出李森科是苏联最伟大科学家的荒谬结论。[[9]]

　　其实13位诺奖获得者中，已经存在一个明显的反例。按照加菲尔德的统计，1963年度物理学诺奖获得者，约翰内斯·詹森（J. H.Jensen1907~1973）1961年3篇论文的SCI引用才4次。如果单凭SCI论文引用次数来衡量詹森的成果，会得出一个荒谬的结论，这位诺奖得者的学术水平连平均线（5.51次）都没达到。

表2: 1961年两组SCI引用数据的对比结果

　　但是，加菲尔德在随后持续打造SCI“产品形象”的过程中，却似乎完全忘记了当初发出的警告。从1965至1983年间，他先后撰写了30余篇文章，力图证明SCI论文引用可以“预测”诺奖。在1990年的一篇综述文章中，加菲尔德对这些文章的讨论结果进行了归纳（参见表3）。[[10]]

表3：1961-1990年六组SCI“高引作者”名单预测诺奖的结果

　　列表中的数据，以1967年为例，该年度论文被引用数排名前50的学者中，包括8位已获诺奖的人士，1967年至1990年共产生145位科学（物理、化学和医学）诺奖获得者，其中有6位出现在这个名单上。余下5组数据，包含了类似的信息。

　　这些结果中，SCI“高引名录”中已获诺奖的人数不能说明问题。因为一旦某位学者获得诺奖，立马会被当成首屈一指的“大权威”供奉起来，他的论文自然会受到更多关注，也就可能获得更多的SCI引用。

　　要检验引用是否可以预测诺奖，主要还得看“高引名录”未来究竟产生了多少诺奖获得者。从加菲尔德呈现的6组数据来看，“高引名录”获诺奖的概率确实比较大，两者存在“正相关关系”。如果把抽样年限加长、名单扩大，这种相关性还会得到加强。

　　不过，只要稍微深入探究一下，就会发现加菲尔德对数据的处理存在三个问题：

　　首先，非常明显的一个问题是，加菲尔德有对结果进行“选择性呈现”的重大嫌疑。我们知道，学界每年新增SCI论文数以万计，这些论文产生的引用会让SCI高引作者名单各年大不相同，而且截取年限不同，高引名单的结果也不一样。加菲尔德6组数据起始年份各不相同（最早为1961年），截止都在1990年（综述写于这一年），截取年限依次为1年、1年、11年、14年、13年和15年，并无章法可循。套用他的做法，如果把1961到1990年30年按所有可能截取的持续年限进行排列，会得到465种结果，对应排列出来的高引名单应该有465份——而加菲尔德仅仅给出了其中6份，呈样率仅为1.2%，他没有交代如此选择的任何理由（哪怕宣称是“随机抽取”）。

　　其次，没有说明“高引名单”人数的选取标准。通常情形下，名单越长，出现诺奖得主的概率也就越大。加菲尔德的6组数据，名单人数从最初的50扩大到了后来的1000，并没有给出任何解释理由。

　　再次，没有明确预测的有效年限。通常来讲，预测事件发生是有时限要求的。加菲尔德6组数据的预测年份截止于1990年，只是因为他的综述写于这一年，意味着“高引名单”的预测有效期限可能止于任何年份，也可能永久有效，这完全背离了“预测”的基本要求。

在加菲尔德之后，有学者采用相同路径加入“预测”行列，[[11]]　这些研究对引导学界相信SCI论文高引名单可成功预测诺奖，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实则是在自觉不自觉帮助SCI树立产品形象。

　　ISI 2014年最新公布的“高引名录（highlycited-2014）”，包括的科学人士多达3216位。尽管该名录2014诺奖命中为零，但这并不妨碍它继续受学界追捧。因为在“SCI引用”风行整个学界的年代，能进入“高引名录”已经被当成学术水平突出的象征。另一方面，按照加菲尔德早就备好的逻辑，它放眼的是未来，2014不中，但保不准名单上会出现2015、2016乃至未来更远年代的诺奖得主。

　　事实上， SCI引用数据究竟能不能预测诺奖，学界当前还存在相当大的异议。学者金格拉斯（Y.Gingras）和华莱士（M.Wallace）2010年做了一项研究，他们对比物理和化学领域的两组数据：逐年统计1901-2007排名前500的高引作者的被引用情况；[[12]]　和1901-2007年330位诺奖得主的被引用情况。统计结果显示，1900-1945年间，诺奖得主在获奖当年的平均被引用次数明显高于其他高引作者，出现一个突出的峰值；但是从1946年至2007年，这样峰值再未出现。这意味着，1900-1945年间，成果引用确实可以看作预测诺奖的有效风向标，但是从1950年代开始，试图凭借成果引用从高引学者中鉴别出诺奖得主，已经完全没有可能。[[13]]

　　金格拉斯两人把解释的理由归结为两点：1950年代以来科研人数在急剧增加；物理、化学领域专业分支在不断细化。如果他们的研究结论成立，这会导致一个加菲尔德不愿意看到的事实，在SCI开发出来的大约20年前，它在“预测”诺奖这件事上就已经失效了。

四、学界对SCI的争议

　　值得注意的是，SCI还处于早期推广阶段的时候，在学界已经引发争议。1970年，围绕加菲尔德在《自然》杂志上宣传SCI功能的文章《研究科学的引用索引》——其实就是1965年报告的缩减版（参看本文第三节），[[14]]　一些学者表达了异议。

　　争论焦点主要集中于这个问题：利用SCI论文引用次数来衡量学者的学术水平，是否是一种合理的做法？科学人士的主要观点可归纳如下：[[15]]

　　1)    引用并不仅仅表示赞同，还包括对前人成果的批评或一般性综述。一些作者为了获得引用，可能有意制造耸人听闻的“诈文”。

　　2)    引用带有很大主观性，某些情形下，论文被频繁引用只是因为作者是知名学者，和论文学术水平无关。

　　3)    一些学者虽然有着可观的论文引用数量，但引用发生在早前的年代，实际情形是他们当前的学术创造力已经枯竭。

　　4)    没有出现在论文参考文献中的成果，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影响。一些在相关领域被普遍接受的专业术语，同行在论文中提及一般不会给出原始出处。

　　5)    论文引用与奖励、基金申请、职位申请等直接挂钩，会导致配合引用等作假手段。

　　6)    SCI在收集处理引用数据的过程中，存在不容忽视的误差。

　　7)    对于集体成果，只计算论文第一作者引用次数的做法不合道理。典型例证是生化学家奥利弗·罗瑞（O. Lowry1910~1996）1951年与另外三位作者共同发表的一篇论文[[16]]，在加菲尔德1967年统计的“高引作者前50名”中，罗瑞因这篇论文位居第一，它当时被引次数已达2350次，但另外三位合作者并没有出现在名单上。

　　针对这些质疑，加菲尔德公司团队做出了回应，ISI欧洲分公司高管考克尔（A. E.Cawkell）反驳说，学者们列举的SCI缺陷都属于“可能事件”，而非“必然事件”，所以不会影响SCI作为评估手段的有效性，加菲尔德则再次强调诺奖预测的有效性。[[17]]^、[[18]]

　　与《自然》杂志类似，《科学》（Science）杂志上两位学者1972年的一篇文章也引发同样争议，他们利用1965年SCI报告对物理学家的研究成果进行评估，得出结论认为只有少数精英科学家对物理学发展做出贡献。[[19]]

　　两份期刊关于SCI的讨论只是短暂一现，随后很快归于沉寂，但这些争议对我们当下重新审视SCI对学界产生的影响及后果，却有很好的参照和启发作用。

　　到1990年代，当一些学者开始意识SCI的使用正在失控，并试图重新质疑其合理性时，SCI“权威学术评估手段”的地位已无可动摇。学界最终“跪倒”在SCI面前的结果是，早期少数学者发出的警告不仅一一应验，甚至其它更夸张、更离谱的事情也正在发生。这样的情形下，回头再看学者阿兰·麦凯（AlanMackay）1974年《自然》上的文章《发表还是毁灭》（Publish orPerish）——他把SCI称为“学术独裁（tyranny）”，确实具有超前的预见性。[[20]]

五、对“影响因子”两项准则合理性的质疑

 

　　1955年，“影响因子”首次作为一个专门术语出现在加菲尔德在《科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他在两个地方谈及“影响因子”：[[1]]

　　通过该系统（注：指科学引用索引），可以有效检索收录期刊论文被哪些文章引用过，这在历史研究中将发挥明显作用，当人们尝试评估某项研究成果的意义，或它对同时期的文献或思想产生的影响时,“影响因子”应该比科学家出版成果的绝对数量更具说服力。

　　对于意义重大的文章，引用索引具有量化价值，它能帮助历史研究者评估文章的影响——这也就是“影响因子”。

　　从这两段话可以看出， 加菲尔德最初是将一篇文章的被引用次数当成“影响因子”。

　　后来在1963年的一篇文章中，加菲尔德把“影响因子”定义重新修正为“期刊文章的平均被引用次数”。[[2]]　这主要是为了解决期刊“体量（size）”差异带来的问题。按照格罗斯夫妇首创的传统期刊评估方法，期刊优劣取决于它总的被引用次数，但通常情形下，期刊发表文章的数量越多，获得的引用次数也就越多。对一些“体量”小的期刊而言，传统方法无疑是不公平的。

　　汤森路透现今逐年发布的JCR报告上，影响因子算法的标准定义是：期刊X在前面两年发表的源刊文本（sourceitems）在当年度的总被引用数，除以期刊X在前面两年发表的文章（article）总数量，即为期刊X当年度影响因子的得数。[[3]] 其中“源刊文本”，指的是SCI（后来包括SSCI 和A&HCI）任一收录期刊上发表的所有文本。算式表达为：

期刊N年度影响因子=【期刊（N-2）+（N-1）年所有源刊文本在N年度的总被引用数】/期刊（N-2）+（N-1）年发表文章总数

　　从算式可看出， 计算期刊“影响因子”需遵守两项基本准则：

　　第一准则，源刊文本的“引用窗口（citationwindow）”是两年。通俗的解释就是，SCI期刊文本只在发表后第二、三年度发生的引用，对期刊“影响因子”产生有效贡献——尽管实际上它们可能一直会被引用。

　　加菲尔德在1972年《科学》杂志上的文章中，对这一准则的设定进行了解释（参见该文注释29）[[4]]，　他通过逐年统计1964至1970年SCI收录期刊的参考文献，发现发表年限在三年内的比例依次为：31.09%、30.24%、26.60%、25.91%、25.32%、25.18%和23.95%（换一种呈现方式就是，期刊参考文献和注释发表年限在三年以上的比例依次为：68.91%、69.76%、73.40%、74.09%、74.68%、74.82%、76.05%）。

　　从这组数据，加菲尔德还总结出一种趋势，随着SCI收录期刊数量逐渐增加，发表年限三年内的被引用文献比例在逐渐下降——这意味着如果这种趋势保持下去，比例可能越来越小。但不知何故他居然就得出判定，“论文被引用主要发生在发表当年后的两年内”。

　　照理来说，“两年有效引用”作为“影响因子”算法非常重要的一项准则，加菲尔德有必要在文章中（或单独撰文）详细说明缘由，但他居然只用一条注释草草带过。这也难怪一些西方学者在讨论中，甚至无从知晓“两年”标准是按什么依据得来的。[[5]]

　　事实上，针对这一问题，学者格兰采尔（W. Glanzel）和莫伊德（H.Moed）2002年的一篇论文，已经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反驳案例。[[6]]　他们抽样考察医学期刊《柳叶刀》（Lancet）和社会学期刊《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对两份期刊1980年发表文章在之后十年的平均被引用率进行逐年比较。发现在前面三年，《柳叶刀》1980年论文的平均引用率明显高于《美国社会学评论》，但随着年限逐渐累积，《美国社会学评论》的引用率大大高于《柳叶刀》（参见表4）。

　　这一结果意味着，对医学期刊和对社会学期刊采用同样的“引用窗口”年限并不合理。医学作为最活跃的研究领域，新旧理论的更迭在频繁发生，其中某些成果发表后引发的关注甚至是“爆发式”的。而是在人文社会学领域，新的思想和观点提出后，往往需要等待若干年的“发酵”，才可能引发关注。换言之，汤森路透-ISI逐年公布的“影响因子”结果，很难讲是一个客观的结论。

表4：两份期刊1980年发表文章不同年限的平均引用率

　　不过，在“影响因子”被捧上神坛的今天，学界即使意识到这一点，“路径依赖”已让他们别无选择。2003年，加菲尔德对“两年有效引用”的回应，就完全是一副“木已成舟能奈我何”的架势：

　　我们不想等若干年后才了解一份期刊的被引用情况。ISI完全有能力计算3年、5年的影响因子。我们甚至有10年、15年的影响因子数据库，但它们需要单独订阅。[[7]]

　　在这个傲慢的表态中，“影响因子”的合理性是无所谓的，商业利润才是王道——“它们需要单独订阅”。

　　第二准则， “影响因子”算式分母的“文章”只包括“原创研究论文（original researchpaper）”和“评论（review）”。

　　这一准则专门针对的是那些除了发表原创论文和评论，还发表社论、技术通信、来信、通告、读者来信、科学讯息观察和报告、书评等文本的刊物，当今世界上最知名的几家刊物——《自然》、《科学》、《柳叶刀》、《美国医学会杂志》（The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Association），以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都属于这一类型。对单纯发表原创论文的期刊，如知名的《现代物理评论》（Reviewsof Modern Physics）和《化学评论》（ChemicalReviews），就不需要进行这种区分，因为它们的“源刊文本”数量就等于“文章”数量。

　　这一准则的形成也有一个渐变的过程。1972年，加菲尔德发表在《科学》杂志的一篇文章中，[[8]]　以1967、1968和1969三年的SCI数据为基础，计算1969年度的期刊“影响因子”，他当时的做法是将《自然》、《科学》、《柳叶刀》、《美国医学会杂志》这类刊物上的所有文本都计入算式分母，理由是（参见该文注释28）：“全部计入”不失为较为便捷的处理手段；更重要的是，“这些期刊上的非学术文本也是潜在的被引用文本”。

　　这种做法显然对《自然》、《科学》之类的期刊非常不利，庞大的分母直接拉低它们的影响因子，排名结果全都落到40之后（参见表5）。

　　针对这一情况，在1975年首次作为SCI附卷发布的JCR报告中，加菲尔德对规则进行调整，规定分母项只包括三类“学术文本”：原创研究论文（originalresearch articles）、评论文章（review articles）和技术报告（technicalnotes）。“非学术文本”不再计入的理由是，它们“很难获得引用”。[[9]]^、[[10]]

　　分母数量大幅减小对《自然》、《科学》这类期刊的影响因子结果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尽管加菲尔德只委婉地承认“部分归结于这个原因”，但相较1969年，它们的排名全部大幅上升，其中《美国医学会杂志》惊人地提升了100位（参见表5）。

　　分母规则在1995年度的JCR报告中再次被调整，范围进一步缩小，“技术报告”被剔除，只保留“原创研究论文”和“评论文章”两项——这一做法基本保持到今天。[[11]]

关于“准则二”还有很大的讨论空间，此处姑先指出这一点，后文将做进一步探讨。

表5：1969、1974年五本知名刊物在不同标准下的影响因子排名结果

　　相较SCI推广阶段引发的争议，一个饶有意味的对比结果是，尽管“影响因子”从提出到算法定则最终确立，与《自然》和《科学》有着极深的渊源——1955年，它首次作为专门术语出现在《科学》上；1972年《科学》刊登了1969年度期刊“影响因子”报告；1976年，《自然》摘载了JCR报告的减缩版——考虑到JCR在1975年才首次出版，这几乎等同于这两份大牌期刊在帮助它进行市场“预热”和产品“推广”了，[[12]]　而且这两份期刊当时没有出现任何对它的质疑或讨论文章。[[13]]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影响因子”当时没有引起学界的关注。但这种解释不合常理，因为“影响因子”是基于SCI报告的数据得出的，如果SCI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影响因子”当然也会存在缺陷，何况加菲尔德提出把“影响因子”作为衡量学术期刊优劣的标准，涉及的同样是学界非常敏感的问题，很难想象学者们能对SCI提出犀利的质疑，对“影响因子”的缺陷却完全视而不见。

　　关于“影响因子”和《自然》杂志之间的微妙关系，笔者将在后续论文“Nature实证研究之四”中，展开进一步的专题研究。

六、 为商业机构打造高端学术形象

　　ISI创立之前，美国的科技情报通常由政府学术机构牵头采集、整理和公布，套用今天时髦的话来讲，加菲尔德一手开创了科技情报的商业化经营模式。《科学》杂志1978年的一篇文章称他为“把信息王国建立在脚注上的百万富翁”，可谓十分贴切。[[14]]

　　对加菲尔德而言，1964年投产SCI完全是背水一战的商业冒险。为了弥补资金缺口，他把公司20%股权以50万美元价格卖给华尔街风投。SCI当年的市场发售价格为700美元，老年加菲尔德在一次访谈中回忆，它的第一份订单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图书馆，出人意料的是第二份订单——它来自中国。[[15]]^、[[16]^]

　　事实证明，加菲尔德对SCI的产品决策堪称“高风险高收益”。SCI从1964年推向市场到1971年短短七年时间，ISI的利润平均每年以27.5%增长，随后又开发了十余款新品，公司业务迅速拓展到全球近十个国家，成为世界第一大科技信息服务咨询公司。[[17]]

　　1988年，加菲尔德把ISI超过50%的股权卖给JPT出版公司（JPTPublishing）。1992年4月，汤森路透以2.1亿美元价格收购JPT出版公司。据汤森路透首席运营官说，交易主要是为了得到ISI，“ISI在全球拥有30万客户，每年净利润约为1500万美元”。[[18]]

　　当前，汤森路透和英国里德·爱斯维尔集团（Reed Elsevier，成立于1993年）、荷兰威科集团（WoltersKluwer，初建于1836年），共同占据全球情报市场90%的份额。[[19]]

除了SCI和JCR这样的“灵魂产品”，ISI开发的其它知名产品还包括：[[20]]

　　目录快讯（CC），1956年首次面市，对各类期刊和书籍的目录进行汇编，以周刊形式出版，订阅者可通过它快速了解相关领域最新发表的前沿消息。CC最早只对管理类期刊的目录进行汇编（前面提到贝尔实验室购买的这就这种），1957年，它将汇编对象拓展到医药、化学、生命科学等领域的学术期刊。作为ISI开发的第一个产品，CC在SCI出现之前一直是公司最赚钱的产品。

　　化合物索引库（IndexChemicus，简称IC），这一数据库除了有助研究者了解新出现化合物的相关研究数据，还可获得重要有机化学期刊对它的评价结果。1960年开发推出后尽管一直只赔不赚，但加菲尔德对其倾注巨大热情，手下四名主要副手集体辞职也未能迫使他终止，IC如今已成为汤森路透的又一热门产品。

　　由于ISI经营的客户对象以学者和学术机构为主，所以尽可能让自身显得“学术”，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营销手段。

　　在公司草创阶段，加菲尔德对公司的冠名，已经带有明显的学术包装意味。如果说“尤金·加菲尔德学会”的前用名还显出几分“伪学术”的话，“科学情报研究所”听起来就完全像一家政府科学机构了（这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如此）。加菲尔德非常坦率地承认，他要的就是这种容易引起混淆的效果——为的是与化学摘要（ChemicalAbstracts）和国家医学图书馆这类政府学术机构争夺市场，“特别是在国外，‘科学情报研究所’这样的叫法，很容易被当成一家非盈利机构”。[[21]]

　　ISI商业运转正式上轨之后，接纳了两位诺奖获得者成为公司董事会成员，这其中当然也有打造高端“学术”形象的考虑。[[22]]

　　此外，为了拉近和学术圈的关系，ISI为学术机构、大学图书馆设立专项奖学金，奖金可作为这些机构购买ISI产品的抵扣——这其实相当于发放某种商业“抵扣券”。[[23]]

　　当然，最有效的手段还是发表学术论文和参与学术研讨会，产生的效果可谓一举两得，除了提升企业学术形象，还可以把论文发表期刊和研讨会作为ISI产品的推广平台。

　　加菲尔德本人在这方面充分发挥了表率作用，他一生勤奋高产，对倾力打造的各种信息产品相关的科学写作，始终保持着高昂的兴趣——其中不少成果发表在《自然》、《科学》这类被学界认为高端的期刊上。据作者统计，从1950年代至2012年，加菲尔德发表文章400余篇。1986年，他还创办了《科学家》（TheScientist）杂志。

　　ISI的学术“包装”是如此卓有成效，以至有被误导的公众经常写信抗议，指责ISI作为一家政府科技情报机构，履行职责并不到位。为此加菲尔德又不得不反复澄清，表示ISI完全是一家以市场盈利为目的的商业公司。[[24]]

七、“黄金俱乐部”的准入门槛

　　加菲尔德1985年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谈论他的“生意经”，标题是“为你的钱袋子着想”。 [[25]]　大意是，在收录期刊增加、通货膨胀导致成本投入增加的情形下，ISI两种主要产品——CC和SCI的价格涨幅，仍然大大低于行业同类产品的平均增长水平，这主要得自公司不断改进技术，完善产品功能，吸引更多用户，达到了薄利多销的目的。为了贴补成本，《目录快讯》从1982年开始刊登商业广告。[[26]]

　　这些做法都表明，ISI经营方式和一般商业公司并无二致，都要参照成本预算、销售业绩的前提下考虑可能赚取的利润。所以ISI每年都要做严格的预算，控制期刊的收录数量，对什么样的期刊满足收录条件，设定相应的准入门槛。

　　以SCI为例，早期对收录期刊的选择并没有统一标准，主要由加菲尔德的团队根据经验进行鉴选。但人为经验往往存在很大局限，比如，1964年发布的首期SCI报告，居然没收录在科学界享有很高声誉的《哲学通汇》（PhilosophicalTransactions）[[27]]，而另一份当时享有世界声誉的苏联期刊《热工程杂志》（Teploenergetica），直到1968年才首次被收录。[[28]]

　　JCR的出现，为SCI筛选期刊提供了一项相对独立的参照评估指标：通过计算待选刊物的“影响因子”，可以了解它被SCI期刊引用的情况。[[29]]

　　以此为基础，加菲尔德将SCI筛选收录期刊的标准归纳为三条：

　　待选刊物的SCI引用情况；

　　杂志本身需要满足的各种形式要件（出版周期、编辑团队、作者国际多样性等）；

　　相关领域专家的评估意见。[[30]]

　　汤森路透基本沿用了这三条筛选标准。[[31]]　其实，按加菲尔德的说法，这样的规则在早期运用过程中，由于存在成本控制的问题，已经存在“灵活操作”的余地：

我们每年做完杂志收录预算，一如既往总有一些杂志出版社或编辑会表达意愿，希望他们的杂志能被收录进来。如果杂志完全满足筛选要求，那怎么办？我们要么告诉杂志主办方等下一年，要么让他们同意自己支付杂志收录的相关费用，这样做可以帮助我们在预算允许的情形下继续经营下去。[[32]]

　　当然，加菲尔德也不忘记澄清，“原则上这是好事。但也造成一些下意识的猜测，认为杂志可以靠钱买进CC或SCI的收录名单。”[[33]]

　　而这样的事也确有发生，1995年8月，《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American）在一篇文章中批露，墨西哥一家期刊为了能被SCI收录，每年被要求花10万美元订阅ISI的信息产品。[[34]]　汤森路透为此大为光火，威胁要将《科学美国人》告上法庭，后者迫于压力，在10月号上做了更正声明，才算了结此事。[[35]]、^[[36]]

　　SCI如今俨然已被打造成学界的“黄金俱乐部”，准入门槛今非昔比，特别在发展中国家，学术期刊一旦被SCI收录，即被看成“权威”的标志。

　　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情形是，一些高级“俱乐部”对申请加入的成员，除了必要的资质考量之外，还要求交纳高昂的“会员费”。在SCI面世不到十年的时候，一些符合收录要求的杂志，已经被要求自己为“准入”费用埋单。而如今，在坐落于美国纽约时代广场的汤森路透公司独家经营下，SCI和JCR背后究竟是怎样的光景，确实给人留有很大的想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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