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长期在科学领域少有重大建树 -关于钱学森之问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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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Version:

Part III Why China is currently underperforming in medical innovation and what C.pdf

为什么中国长期在科学创新领域少有重大建树？—第三部分

社会心理学与进化生物学视角

原文：香港中文大学王毅翔英文版

Wáng YX. Quant Imaging Med Surg 2015;5(4):494-502. http://dx.doi.org/10.3978/j.issn.2223-4292.2015.05.01

为何中国目前在医学发明方面表现不佳: 第一部分 2016-09-08

中文版翻译：香港中文大学王毅翔西安长安大学徐志刚

引言

在我们最近调查发现中国目前在医学创新领域表现不佳(1-3)。

<地址：http://blog.sciencenet.cn/blog-2649160-949631.html >

从社会心理学和进化生物学视角，本文列出一些可能的原因，以部分解释中国为何近代在科学与技术创新领域处于落后位置，也解释中国为何很少产生国际级的大师.

1. Aristotelian principle: the ‘flow’ 1.亚里斯多德原则 “flow”

内在动机是驱使人类从事创新活动的原始动力，因为创新是如此有趣，令人愉悦或者富有挑战性。中国传统文化将“衣、食、住、行”归结为人的最基本生活需求，而西方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1908-1970]则总结得更直接、更彻底，认为食物、水、避身之所、性生活是人类最低生活需求。一旦这四项需求得到满足后，人类就会追逐其他的与生俱来的更高层次的需求，首先是每天的一日三餐能得到保证，再次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安全保障，进一步能有自己的社会圈子，都得到满足后，就会追逐一定的社会地位，受到别人的承认和尊重，最后就是完全实现自我价值，甚至悯从心生，达济天下了。哲学家约翰·罗尔斯 [JohnRawls ，1921至2002年]对于亚里士多德的原则进行了解释：在相同条件下，人类超级享受其自身能力能够得以实现或者展现（不管这种能是天生的还是经过训练出来的），这种能力如果越复杂，或者越具有挑战性，那么具备这些能力的人的享受程度越高。这就不难解释为何春秋战国时代，各地方士不惜冒着掉脑袋的风险，东奔西走、四处进谏以实现自己的谋略了。

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心理学家Mihaly Csikszentmihalyi 采访了大量我们认为是“苦行僧”的人，如：攀岩手、职业棋手、现代舞爱好者、校队篮球运动员等，他们在没有任何金钱奖励的情况下，却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在他们喜欢的事情上。他们为何如此痴迷地投入？他们收获了什么？Csikszentmihalyi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献，详细阐述了他获得的数据和由此推演出的理论，并将该理论称之为 “flow（流）” ( 5-7)。flow是人类享受中最有意义的形式。人类极其享受其已有能力的不断训练、提高和实现，这就能解释为什么运动员能近乎狂热地投入到枯燥的训练中去（也能解释为什么我们科学工作者总是愿意在自己擅长的领域来回倒腾文章）。Harry Harlow [1905-1981]的动物实验也表明，猴子在没有食物或其他外在诱惑报酬的条件下，也会三番五次地完成机械拼图 (8).在没有任何可察觉的外部诱惑下，人类也持续地表现出享受“发现新事物、了解到事物的复杂性、发现意外惊奇”等刺激的倾向。

追逐优秀就像追逐幸福一样自然，Murray 提到，“天才从事他们工作的时候，他们更像坐在冷板凳上的匠人，精益求精地对待自己的作品，苦闷地面对各种失败，反复琢磨，止于至善的目标拖拽着他们一点一点儿地接近心中近乎完美的作品”[9]。

Abraham Flexner,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创始院长曾经写道，“我们生活中享受的各种技术进步和应用经常来自于最原始水平的纯科学研究，但这些收获在进行学术研究时是没有保证要产出的，甚至是不可预测的副产物，当然它们也不应该作为纯科学研究的最终目标。闯入未知领域的探险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风险，纯科学家和学者们很少将发明一种最终产品作为研究动机，他们只会被自己的好奇心去驱动，这才是学术探索的真谛！”

另据Schoenberg[1874-1951],奥地利作曲家和画家，第二维也纳学派领袖人物(11)指出：“真正的艺术家有内在的驱动，不管有没有人喜欢他们的作品，他们绝不会为赋新词强说愁。而那些为取悦他人而作曲的人，那些头脑中只有观众的人，不是真正的艺术家。他们只是技巧娴熟的娱乐工作者，如果他们没有找到听众，他们可能会放弃创作”。

随着中国近几十年来的经济的飞速发展，其公民(包括具有潜在创造力的少数人)正在被物质主义吸引和侵蚀，而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者则被视为异类，人群之中他们的声音越来微弱，这极其不利于中国高品质科学的产出。

2.奖励与动机

关于奖励，在知识分子界有着长期的争议，卢梭认为一个人如果是为了获得物质奖励而做某事，如：金钱。长此以往，他就会将此事仅仅当作获利的工具，而不是当作享受和探险的机会。很多研究表明，那些为了获得奖励的人似乎会更加努力的工作并且更加多产，但是他们的作品大多滥竽充数，甚至错误百出，针对同一问题，在可比条件下，其作品的创造性往往次于那些并非为奖励所驱动的工作。提供金钱奖励、或者将完成枯燥任务与有趣的事挂钩，是世界上大多数管理者、经理人、教师、家长激励下属的惯用伎俩，也得到普遍承认。但是心理学家认为，这种策略如果使用不当，往往会产生副作用，从长期来看，会降低人们做事情的内在动机。

上世纪70年代，心理学家做了一组非常有趣的心理学实验。将被测试人员分为A、B两组，在第一阶段，A、B两组的被测人员同时从事一些有趣的活动（如：如玩游戏、艺术创作、完成拼图等），对于A组的赢者给予各种物质奖励，如金钱、糖果、甚至小星星贴纸等。对于B组则什么奖励都没有。第二阶段，对于A、B两组，什么奖励都不给，让他们自由地从事他们自己感兴趣的活动。经过重复试验，心理学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在没有奖励时，一旦宣布活动结束时，A组的试验者会立即停止手中的活动，而B组的试验者则有的会因为兴趣而放不下手中的活动。这个实验被重复了很多次，并对实验设计和实验对象进行了调整，但是得到的结论几乎是惊人的一致，即：外部奖励似乎将人们喜欢从事某活动的内在动机转移到了追逐奖励本身，外在动机有时会'排挤'内在动机(12)。

为了报酬而解决问题的人与那些不计回报的人相比，他们往往会挑选容易的题目来做。负面影响特变容易产生于与兴趣高度相关的项目(如：科研、艺术创作等)，预期的有形物质奖励或者提前支付的报酬，是与项目完成的质量松散相关的(25).同时，Murray还指出奖励可能会导致工作“量”的增加，但不会导致工作“质”的提高，同时金钱奖励很少能催生出卓越性的工作 [参考文献9，第105页]。

'Show me the money(无利不起早)'理论是建立在人的负面性格的基础上，即主张人们做事情只是为了金钱奖励.这样会导致人们追逐利益最大化，即做最少的工作，而获得最大的利益。这种风气一个严重弊端就是：踏实做事的人会觉得自己非常吃亏，因为基于“无利不起早”的人收获更多，正常人也会逐渐加入制造垃圾的行列 (12)。

内在动机是一件非常宝贵的东西，它需要长期培育和呵护，但是很容易被外部奖励给掐灭。我们追求科学真理的原始动力往往是处于好奇心，或者得到周围人的尊重。但是当前中国学术界泛滥使用的物质主义奖励（如：根据发表论文数量、影响因子点数或者学术排名）似乎不可能让中国产出高质量的科研成果。最近《柳叶刀》杂志的社论指出中国如果当前的科研文化没有一个彻底的改变，中国当前在生物医学领域的巨大投资似乎不可能催生出新的重大发现。

3.进化生物学

进化生物学表明，许多人类的内在驱动不能理解为人类在生命周期内为自己追逐最大限度的幸福 , 而只能解释为人类为了在祖先创造的环境里继续生存和繁殖而做出的适应 (27). 自然选择是指一个群体中某一个基因型与其他基因型发生差异化的生存或繁殖，导致该基因型在群体中的基因频率发生变化。 ' Baldwin进化理论’（由Baldwin [1861至1934年] 提出）表达了这样的想法，在某些条件下，通过学习而得到行为可以通过自然选择影响到种群进化的方向和速度 (28)。如果这种自然选择的压力在几代人身上持续保留，那么原来需要通过练习而学会的创新、技能和文化最终由基因控制直接遗传给下一代（这就能解释俗话中“龙生龙，凤生凤，黄鼠狼的儿子会打洞”），这种改变的基因从而成为自然选择的一个候选因素。

Theodosius Dobzhansky [1900-1975] 的重要发现是，无害的基因突变可能产生的物种多样性，远远大于以前任何人的想象。他指出，由于随机突变，同种果蝇的可以通过基因突变变成截然不同的种类(29)。Dobzhansky 的工作对于传播“自然选择通过基因突变而发生“的理念发挥了主导作用。此外，进化生物学家 Richard Lewontin 提出了“niche construction theory”。此理论强调环境和生物体之间的更紧密、更有机关联的关系。Lewontin 认为生物体不仅是环境影响的被动接受者，同时还是其周围环境的积极建设者 (30)。

Richard Dawkins进一步认为，文化和技术只是基因的扩展表型（31）。就像不同地方的海狸都会修水坝或土拨鼠都会打地洞一样，这中技巧是生成环境造就的，不一定是从一地传播到另一地的。该理论还认为：人类文化是基因改变其宿主环境的过程，生物体只是基因的载运工具。因此，社会、文化和技术是基因的扩展表型。

自然选择的一个最近而典型的案例就是欧系犹太人(Ashkenazi Jews)在中世纪的欧洲通过自然选择而进化出的独特人口和社会结构和高智商（33）。Ashkenazi 犹太人有比任何族群的都高的平均智商。他们在有需要高认知要求的领域内表现非常突出。在20世纪，犹太人只约占美国人口的3％，却夺得了美国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27％和ACM图灵奖的25％。世界一半以上的国际象棋世界冠军（33）都是犹太裔。另一个令人困惑的事实是：在1870-1950期间，俄罗斯驱逐了它犹太人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并继续迫害留在俄罗斯的犹太人。即便这样，这段时间在科学和人文方面的杰出俄罗斯人物中，犹太裔仍然超过平均值的4倍 [（9），第281页]。然而在犹太人遣散居住以前的时代，犹太人并没有不寻常的社会生态，他们也没有表现出不同寻常的认知能力。大多数犹太人当时是农民，与其他定居民族无异，他们也遭受了类似于相同地区内其他民族所经历的生存压力。另外，现在居在于中东和北非的犹太人(Sephardic and Oriental Jews)并没有特别高于他人的认知能力 (34-37). Ashkenazi 犹太人经历了中世纪的欧洲不寻常的选择性生存压力，有助于提高他们的智力。

经过环境生成压力后，一些特殊基因的出现频率会增加，智力提升是这种自然选择机制的产物。另外一个折衷，欧系犹太人的空间-视觉能力相对较低，在游牧环境可能显示一定是竞争劣势。

约翰∙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是布达佩斯年代取得高度智力成就的人员之一的人。他出生于下面的人出生于差不多同一个时期 Theodore von Kármán (生于. 1881 冯–卡门现代航天动力性创始人，钱学森的老师), George de Hevesy (生于. 1885/1943年获诺贝尔化学奖), Leó Szilárd(生于.1898构思了核连锁反应，构思了电子显微镜。构思了直线粒子加速器和回旋加速器。促成了研发原子弹旳曼哈顿计划), Eugene Wigner (生于. 1902奠定了量子力学对称性的理论基础，原子核结构的研究上有重要贡献。在纯数学领域也有许多重要工作),Edward Teller (生于. 1908/氢弹之父), and Paul Erdős (生于. 1913/，数学家，三岁时就能轻松心算一个人一生所活的秒数.)

同样的案列还在印度，印度帕西族（Parsi ，又称印度拜火教徒）与其他民族相比具有高水平的经济成就，该民族拥有一段长期从事长途贸易，商业和管理的历史。他们是Zoroastrian（琐罗亚斯德教徒）一个分支的后裔，在第8或第10世纪，因受到穆斯林入侵者的迫害，被迫从大波斯帝国迁徙到印度。帕西族人对印度的历史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果考虑到他们在印度总人口中只占极小的比列（0.006％），他们的成就更加卓越。在印度长期执政的尼赫鲁-甘地(Nehru-Gandhi)王朝，自印度独立以来，长期占据国大党重要席位。国大党由费罗兹·甘地（Feroze Gandhi, 与圣雄甘地无关）创建，他本人就是一位祖先发根于巴鲁奇(Bharuch)) 的帕西族人，后来他娶了当时地位显赫的尼赫鲁家族的英迪拉·尼赫鲁(Indira Nehru.)，从此两个家族在印度呼风唤雨将近50年；Ratan Tata（塔塔）是印度最成功的实业家，是捷豹路虎 (Jaguar Land Rover )和Corus 康力斯钢铁集团的老板；印度陆军元帅萨姆·马内克肖(SamManekshaw) , 以及印度著名小说家Rohinton Mistry都是帕西族人(38-40).

创造力 (creativity) 在艺术、科学、技术和政治等方面的价值巨大。一些研究者认为创造力将会是人类的终极资源 (41). 社会和技术创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有创造力的人(42).虽然很大程度上智商(主要由IQ测量)和创造性 [主要由divergent thinking发散性思维 (DT)测量]相关, 但它们的确切相互作用仍具有争议(41). 心理学家Joy Guilford [1897-1987] 发现在较低到平均智商范围内智商与创造性成正线性关系，但当智商高于平均水平时，则二者无相关性(43). 高于平均水平的智商被认为是形成高度创造力的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更具体地说，通常认为IQ=120 为具有很好创造力的阈值(44,45).

东亚人的“创造力问题”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议题(46-49). 有人认为亚洲语言遏制了亚洲人的抽象思维和创造力(48)。其他人指出，亚洲文化值低及阻碍批判性思维(9). Chang等人提出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例如: 自我独立vs.互相依靠, 自治性vs.和谐相处，自由平等vs.等级制度) 可能是由于为适应当地的环境而形成的“群体学习(东方为主)”和“个体学习 (西方为主)”为主要手段而导致(50).

当环境在时间和空间序列中相对稳定的时候，与不断试错(trial and error) 的个体学习相比，“山寨”别人是非常有效并且高效率的。如果环境发生迅速改变，无论是时间上(从一代到下一代)，还是空间上的(不同环境的移民)，“山寨”一个现有的行为可能适应不了正在改变的环境。此时需要通过个体学习来针对环境改变匹配自适应行为。个人体习的效率要低于群体学习，因为不断地试错会占用时间、精力和更加高度的智慧。

历史和当代证据表明：中国历史上的环境突变次数要少于欧洲，导致了东方倾向群体学习，而欧洲倾向个体学习。东西方文化差异导致学习方式产生很大的不同，东方倾向于“山寨”和死记硬背，西方在倾向于批判思维，创新的解决问题。除此之外，东方文化鼓励一致性、顺从和等级制度将促进群体学习的。而西方文化鼓励独立、自我主张和追逐个人兴趣则有利于个体学习和创新。

今天的亚洲人和西方人之间的差异可能是由于人类离开非洲后不同的环境造成的。在冰期 -间冰期的气候条件变化变化，季节性波动，以及因自然灾害导致的变化都会造成压力导致人类认知系统的表型可塑性 (51) 。

变动的社会是一种环境变量，产生不可预期的社会状态，有助于人类大脑可塑性的演化(52)。合作、竞争、人与人之间的联合为人脑发育提供了最强的动力(53, 54)。文化适应和基因驱动的认知适应往往是一起协同产生而不是相互独立(32)。一些作者认为某一个体倾向于‘群体学习’或者‘个体学习’的性格特质是可以通过遗传继承的，或者说针对某一个体选择哪一种学习策略是由基因决定的(56)。在西方长大的华裔学生往往在中小学阶段学习较好，因为中小学阶段更多使用’群体学习’的方式。但他们不一定在大学阶段学习好，因为大学阶段更需要’个体学习’的方式(57,58)。中国人容易晕车(59,60)，这可能部分反映了我们中国的古代先人较少有冒险历史。

在这方面学者做了许多细致的研究。群体学习还表现在中国人(东亚人) 的‘从众心理’，大家都穿一样的衣服、买一样的名牌、唱一样的歌曲。因此，在东亚开发品牌的成本比较低。东亚人很容易认可父母的建议和专家及上司的建议，容易忍受上司不公平的批评。

Bond等(1985年) 进行了一个实验，观察本科生收到来或高或低社会地位的外来成员的侮辱。结果发现社会地位影响香港大学生对于侮辱的容忍程度，

但施予侮辱成员的社会地位对于美国学生则没有影响 -大概民主就是这样来的-。

Bond,M. H., Wan, K. C., Leung, K., & Giacalone, R. (1985). How are responses toverbal insults related to cultural collectivism and power distance? Journal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16, 111–127.

Kimand Drolet 在2009 年做了一个实验，他们选了50个亚洲出生的亚裔、54美国出生的欧裔和33美国出生的亚裔，参与者被要求选择玉米片谷物、柠檬汽水和阿司匹林。这些物品的一套是成本较低的产品，而另一套是昂的名牌选项。偏好名牌最强的是移民亚裔美国人，其次是美国出生的亚裔人，最后是欧裔美国人

Kim,H. S., & Drolet, A. (2009). Express your social self: Cultural differencesin choice of brand-name versus generic products. Personality and SocialPsychology Bulletin, 35, 1555–1566.

阿拉伯人、华人、日本人、印度人和亚洲其它地区的的文化大都主张家族主义、等级制度和集权主义，这是与可持续的探索和创新相违背的。美国学生在小学和中学阶段学习相对不如东亚学生，可能反映了其远古时代强调’个体学习’ 和’群体学习’ 方式的不同而导致的遗传倾向。然而，欧美国家仍在科技术和商业创新方面领先世界。进化心理学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中国很难产生类似罗蒙诺索夫、欧拉、·庞加莱、柯尔莫哥洛夫、冯·诺依曼、康托洛维奇等世界级的大师。Mikhail Lomonosov, Leonhard Euler, Henri Poincaré, AndreyKolmogorov, John von Neumann, or Leonid Kantorovich.

4.结论

通过对这些社会心里学的理解和对进化生物学视角分析，我们可以看见当前的中国在科学与技术创新领域处于不利地位。然而, 前所未有的全球性跨文化交流可能会减小东西方基于进化生物学方面的差异。作者呼吁中国应该在心理学等方面的'软科学'上增加更多投资，吸引更多聪明的学生从事社会科学研究，这将无疑会促进中国进行高质量'硬科学'研究的能力，并有利于技术创新。作者呼吁中国有更多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

Explanation note: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of Homo sapiens left Africa

人类在更新世时代(约1.6万〜 1万年前)进化而成。更新世时代非常稳定和连续。更新世及更早时代东非峡谷狭小的生态环境和大跨度的时间奠定了人类的基因蓝图，包括domain general (一般域) 和domain-specific(特定域) 的认知结构, 结果有个体间的差异，但没有地区间的差异(50, 62).

在对于度过了人类演化大多数时间的在更新世时代的非洲，我们的祖先很少遇到演化史上的新问题，general intelligence (一般智力) 对于个体的生存并不重要。文化和文化间的差异主要出现在人类离开非洲之后，而不是之前。另外一个导致快速文化和文化间的差异的因素是语言的发展。语言是在人类离开非洲之后才得以发展的 (50).

在离开非洲后，我们的祖先对于新的、非经常发生的困难还没有进化演变出对付机制。新的、非经常发生的困难需要思维和推理予以解决。解决新的、非经常发生的困难需要随机应变的能力、演绎或归纳推理、抽象思维、类比能力、信息综合，并将其应用到new domains(新领域)。其结果是我的许多潜在祖先无疑是死了, 因为他们没能解决这些新问题的能力。Kanazawa(62)认为，general intelligence (g) ‘一般智力’ 是祖先在非洲环境原本有限生物演变新颖性的背景下演变出来的domain-specific adaptation (领域特定的适应). 只有困难在生物演变过程中是新的时候，聪明的个体才比欠聪明的个体更有可能克服这些困难。如果新的、非经常发生的困难在生物演变和适应的过程中发生的频率足够高，那么任何有利于思考和推理的基因突变在生物演变中会胜出，以这些解决新的、非经常性的问题。寒冷气候下严冬的生存提出了较高的认知需求，选择更高的智慧，在寒冷的气候general intelligence(一般智力) 演变成更高。一年中一段时间太寒冷而不能种植作物的气候需要远见和自我控制能力，而这些能力然后成为其他能力发展的源泉。迁移到边界、寒冷冬季和人口稀少而崎岖的土地时，环境鼓励独立思维与个体人主义的社会结构(66). Templer and Arikawa (67) 分析了129个国家的冬季温度和居民平均智力的关系，结果显示呈现显著的负相关（r = -0.76 ， P < 0.01 ，冬季高温，r = -0.66 ， P < 0.01 ，冬季低温）。这一结果与在寒冷的气候条件下演化人类较高智力的观点是一直的。病原、自然灾害、战争、移民等都对人类社会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构成严重的的挑战.

感染性疾病对于被感染人群的社会行为有生存压力。局部生态的病原体对于跨文化性认知和行为的不同有影响。历史上病原体流行较高的的地区文化常常表达出‘群体倾向’, 而不是‘个体倾向’(68). Hofstede调查了世界范围内‘群体倾向’ 和‘个体倾向’ 的流行病学数据，发现病原体流行程度与‘群体倾向’ 成高度正相关，与‘个体倾向’ 成高度负相关 (图2，69). 其相关性在控制潜在混杂变量后仍然显著。

历史和当代的证据都显示了中国和西/北欧间环境变量的不同(50)

纬度和气候

纬度和气候欧洲的气候比中国变数更多。首先，一年中降雨和温度更加多变，而且极端寒冷是向北极更加严重。历史上欧洲的严重自然灾害比在中国更多。例如历史记录的最严重的饥荒和干旱19个发生在欧洲，而中国只经历了9个；历史上欧洲有更多的的冰冻灾害和雪灾；欧洲比中国有过更多的地震(70).因为地球倾斜23度绕太阳转，一年中高纬度地区比低纬度地区日照时间更加多变。一年中太阳辐射给予地球表面的辐射能量的变化幅度随纬度增高而加大增加。这意味着，从长时间看，因为中国占据低纬度地区，比高纬度的欧洲有更稳定的太阳辐射能量(71). 最后，因为最原始人类和人类进化主要发生在纬度为0°的非洲，高纬度本身代表偏离人类原本进化环境的环境的新颖性和多变性

<<<< 俄罗斯特别出现了几位非常杰出的60后天才数学家。除了大家都知道因为证明 Poincare 猜想而闻名于世的俄罗斯数学天才 Grigori Perelman (1966年生），还有 Maxim Kontsevich (1964生), Andrei Yuryevich Okounkov (1969生),Stanislav Smirnov (1970生)等几位天才数学家，他们都是 Fields 奖获得者，尤其是M axim Kontsevich 由于在数学物理多个领域的杰出贡献，而几乎囊括了世界上数学上所有的大奖。他1997年获 Poincare奖，1998年 Fields奖，2008年Crafood奖，2012年 Shaw (邵逸夫)奖/ Fundamental Physics Prize，及 the Breakthrough Prize in Mathematics in 2014.>>>

病原体

病原体在历史上和当代，中国都比欧洲有更高病原体流行率(50). 因为尝试出错误 (trial and error) 的成本很高，会导致生病或死亡，因此病原体流行驱动 ‘群体学习’ 。许多研究发现体病原体流行率病原患病率与绝对纬度负相关。具体而言，中国 (1 °〜 45°N) 比欧洲(36°N 〜63°N) 更容易发生病原体流行率。

战争

战争增加了人口流动。通过新的军事武器和技术的利用及战胜国的思想和文化传播实现了环境变化。历史上，欧洲比亚洲有更多的战争。从1816年至1965年，欧洲发生了144次国与国的战争和与其他文化间的战争，而这两类战争的在亚洲发生只发生28次（不包括中东）（72）。这期间欧洲2514个月处于战争状态而亚洲为737个月（72）。另一个数据源显示，发生于1648年至1989年间的全球177大的军事冲突中，欧洲有97战争，而亚洲只有26--且其中亚洲的战争大部分爆发在1945年以后并大多涉及到西方国家(73).据Gochman和Maoz (74), 1816年至1976年在欧洲发生了多达261武装冲突。在同一时期，亚洲有140军事纠纷，其中发生99 件1945年后。根据Neiberg(75), 中国喜欢防守，而西方文明的推进通过探索和扩张性的手段。

政治的单一性和多样性

自公元前221年建立秦朝，中国一直是一个中央集权政府。中国的大部分历史并在大部分地区，中国一直保持着单一的书面语言。但在欧洲，集权政府持续时间短并治理较小的区域。因此通过治理多元化和语言的多样性，欧洲在过去的2000年中并到现在比中国有更多的政治变化和环境变化

迁移

迁移提供了另外一种重要的环境变化和变异(76,77)。大约从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16世纪，北方游牧民族边境地区与中国内地之间的分解线大致维持不变。在欧洲同时期，经济欠发达边境地区的与高度文明地区的分界周期性地扩大，并伴随连续的迁移和人口流动(78)。纵观中国历史，大多朝代限制人口流动(79). 在欧洲，公民、商人和工匠有更多的游历自由

农耕业

农耕业中国在其整个历史中一直从事农耕业，欧洲除农业外还从事游牧畜牧业和乳品业。农业生产在中国历史上一直以家庭为单位，依靠土地和家庭传统，而不是依靠流动性、贸易和创新。古代欧洲的农业生产促进了劳工、贸易的分工和最终商品经济的发展(80).

图一，冬天温度和该地区平均智商的关系129 个国家数据(参考文献67)

图二 Hofstede 在2001 年调查全球68个地区10万个IBM 雇员数据，历史上病原体流行较高的地区呈现‘群体倾向’ ，而历史上病原体流行较低地区呈现‘个体倾向’(参考文献69)。

另外是我自己体会，日本的文化与中国的很不一样

又：历史上日本从来就不是中央集权的国家。(包括二战期间) 天王只是象征。

历史上日本各地军阀长期对峙，军人当道，他们从来就关心先进的技术。而中国长期中央集权中央集权，文人当道，关心琴棋书画。

历史上日本节俭、中国皇帝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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