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 记 忆（1）

吴忠一名的出现，虽然只有500多年，但她的历史却是悠久而灿烂。从她有县级建置算起，至少也有2000多年的历史。今天，她已经成为宁夏的次中心城市，是“塞上江南”的菁华之地。

吴忠最初见于记载的名称叫“灵洲”，这是由黄河主河道与支流形成的—个硕大无比的洲渚，其面积超过2700平方公里，成为天下奇观，所以又称河奇。以灵洲为中心最早形成的城市叫富平。根据历史记载，这是由秦朝大将蒙恬所筑。到了西汉，又在灵洲上设置了一个与洲渚同名的县，叫灵州。根据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的研究，西汉汉武帝时，黄河进入又一个“不安流期”(上一次可考的“不安流期”是公元前1500年前，大约相当于原始社会末期，即传说中的“大禹治水”时期)，灵州也遭洪水冲激。黄河主河道“西河”也渐向东移。至北魏时，黄河支流“东枝”（或曰“枝津”）断流，原来夹在主流与支流之间的“灵洲”，这时已与东南鄂尔多斯台地连成一片。从此，“东枝”、“枝津”和“灵洲”这些名称从史籍上消失，而代之以灵州平原、白口骝、果园城、簿骨律镇、普乐郡、回乐县、灵武郡……这些曾在历史上闪烁过光辉的名称。

从富平、灵州发展的初期来说，她的地理位置是相当优越的。她建筑在—个面积硕大无比的洲渚的旁边及洲渚上，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吴灵平原。吴灵平原一面环河，三面环山(台地)。其西有一大片沼泽地，曰“千金陂”，再西就是高耸奇险的贺兰山，因而成为一道天然屏障；其东南有—大片少水而又无人居住的“七百里瀚海”，地势开阔，成为当时灵州通向中原的门户；其西南和东北也有通道通向西域和漠北，而灵州正当其要冲。

由于在东西南北之间有这样一个有利的地理位置，所以，从秦始皇以后的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非常重视这一地区。在这期间，宇内升平的时期，灵州常常是汉族和西北少数民族互通有无的贸易中心，是西部少有的商业都市。但是，另外的情形是：每逢战争年代，这里又成了各族统治者争夺的战场，兵燹和各种天灾人祸，给这里的人民带来无穷灾难。

这里也留下了历代劳动人民辛勤开发的痕迹，相传秦朝时修凿了秦渠，汉、唐又修凿了汉渠、唐渠以及许许多多的沟渠，宋、元、明、清代有修浚，使这里成了名副其实的“塞上江南”。

地理位置的优越，造就了古灵州“天下粮仓、交通枢要、军事重镇，文化中心”的盛名，以至到了唐代，小小灵州，先是成为唐太宗与各少数民族首领会盟之所，继而又担负起“唐室中兴”的重担，—时“功高天下”。

晚唐以后，西北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默默无闻的好几个少数民族(如党项羌)，不但先后崛起而且连连扣打汉家的门户，首当其冲的就是灵州。这时的灵州因为上述原因，就成了中原王朝的一个重要的边防中心。由于唐朝的没落，其后相继而来的是五个小王朝----也就是历史上说的五代。五代时期，西北党项羌进一步坐大。以至到了宋朝初年，其首领李继迁夺取了灵州。李继迁起事于地斤泽(今内蒙古伊克昭盟巴彦淖尔附近)，在他一旦占据了灵州之后，就立即在这里建立都城，改称西平府，并作为“纵横四出”，东进西击的一个大据点。从而奠定了与北宋对峙的西夏立国的基础。

李继迁不但在这里定都，而且还进行了大规模的城市改扩建工作，首先扩建宫室、增建宗庙，其次，又在城内和城外修筑园林和军事设施。灵州城改扩建后，面积大为增加，宫室园林点缀其间，亭榭台池，并极其胜。党项羌是个崇佛的民族，所以，对宗教场所的保护和建设极为重视。唐朝遗寺津梁寺(民间讹为清凉寺)以及兴教寺、石佛寺等都是那时的名寺。

后来，在李继迁死后，其子李德明虽将首都迁往兴庆(今银川)，但西平府仍为西夏的“陪都”而与兴庆府并称为“东西两京”。可惜的是，这种盛况不到200年就被破坏了。特别是建筑豪华的宫殿园林，竞至荡然无存。这是因为，成吉思汗的蒙古骑兵于1226年穿越腾格里沙漠，冲入宁夏平原，杀进灵州城，大肆戮掠焚烧，使得灵州城内的建筑和人民“百无一二”。

元朝建立后，虽然又恢复了灵州的建置，但已是“明日黄花”，与当年的“西平府”不可同日而语。不到百年，即明朝初年，又一轮“黄河的不安流期”来到，灵州城终因黄河水“冲激崩圮”，被迫“三迁其址”，移到了“沙山西、大河东”，即今灵武。渐渐地，“灵州”一名从这里消失，代之以起的是古城、枣园、吴忠、金积、新接……这些后面缀以“堡”字的名称。随着岁月的流失，时代的变迁，人口的更新，政区的重划，吴忠由小到大，由位列“枣园”之后而到周边诸堡的中心，再由“堡”而升为“镇”，由“镇”而升为县管“市”，再由县管市而升为县级市、地级市……名位虽在上升，历史记忆却有所丢失。直到2003年的大规模城市建设中，城郊唐墓群的发掘和大唐灵州“吕氏夫人墓志铭”的出土，才改变了这种状况。“唤醒城市记忆，接通地方文脉”的口号也是这个时候提出的。

下面，就让我们以吴忠的历史曾用名为线索，回顾一下吴忠在历史上所经历过的曲折复杂的历史变迁及重大事件，这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今日吴忠乃至宁夏某些特点的形成、建设更加美好的未来，是有一定帮助的。

一 河奇——灵洲

宁夏的古代历史，实际上由两块组成：北史和南史。南史的中心城市是固原；北史的中心城市是灵州，即今之吴忠！

为什么这样说呢？道理很简单：在宋（含宋）朝以前，宁夏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直是固原，而宁夏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却是灵州即吴忠。

我们放下固原不说，单说灵州（即吴忠）吧。

翻开我国浩瀚的文献古籍，记载宋（含宋）朝以前的宁夏境内军政活动的，没有不提到灵武、灵州的（关于这一点，我们拟另文说明）。

那末，古代灵武、灵州在什么地方呢？

就在今天的吴忠！（请参阅拙文《唤醒城市记忆 接通历史文脉》及《唐灵州吕氏夫人墓志的史证和书证价值》等）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须先弄清另外两个地名--“河奇”、“灵洲”的确切位置。

“河奇”即灵洲。《汉书.地理志》卷二十八下“灵州”注引颜师古曰：水中可居者曰洲。此地在河之洲，随水高下，未尝沦没，故曰灵洲，又曰河奇也。

这里所说的“河”，就是今天的黄河。“河奇”就是“灵洲”，一个地方，两个名称，是在黄河两条支流中间形成的洲渚。

在秦汉时期，流经宁夏的黄河一出青铜峡，便别络分流。主流北注：从今唐渠口向北，经青铜峡市莲湖、七十二连湖、贺兰增岗、银川西湖到贺兰常信乡再向东北，在陶乐西南与支流汇合；支流向东：也是从今唐渠口，沿东南山边子经黄沙窝海子、灵武狼皮子梁、大泉、安家湖、马场湖向北，至陶乐南(或曰沿关马湖、巴浪湖、灵武沈家湖、安家湖、马场湖，至陶乐南)与黄河主流汇合。有论者认为，今吴忠东南山边子，即古时黄河支流的河崖子。这样，就在主河道与支流中间形成一面积很大的洲渚、岛屿。这个洲渚，南北长90公里，东西最宽处30公里，总面积约2700平方公里，在黄河主流与支流的夹击下，竞至不被淹没，被人视为“神”，故称为“河奇”或曰“灵洲”。包围灵洲的这段黄河主河道叫“西河”、“上河”，支流叫“东枝”、“枝津”。这样，我们就清楚了：秦汉时期的灵洲，就是今青铜峡市莲湖、永宁增岗以东，包括今青铜峡、吴忠、灵武以及永宁、银川、贺兰一部分在内的吴灵青引黄灌区和银川灌区的—部分。其中心地带就是吴忠平原（请参阅本书附录1：《北魏以前西河、东枝流向示意图》）。由于青铜峡口的约束，黄河在峡口以上，还能“循规蹈矩”，到了今唐渠口后，就变得“自由散漫”，常常东摆西荡，冲毁河岸。但由于灵洲面积广大，再加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特性，给人的印象是“未尝沦没”。其实，从秦至北魏，黄河屡次冲毁灵州城址，灵州城也曾有数次迁徙。如天平三年（536年），东魏、西魏为争夺灵州发生大战，西魏放黄河水灌灵州城，灵州城被水毁，城中居民被迁至隰城县，灵州也侨治山西省汾阳。西魏又于大统六年（540年）在原地复筑州城，“初治河北”，后徙治河南薄骨律镇地，也即古灵州原址。“西河”不断向东移；“枝津”至北魏时也已断流，为宁夏平原留下了星罗棋布的湖泊和湿地。

说到灵洲、河奇，不能不提一提名噪一时的“河奇苑”。

秦汉时期，灵洲一带的畜牧业相当发达，史书上说它“畜牧为天下饶”；汉官府在西北养马30万匹，其中在吴忠地面上就设置了两个大型官办养马场，一个叫“河奇苑”，一个叫“号非苑”，专门饲养战马，以供朝庭边防之需。“河奇苑”的具体地址非常清楚，就在河中洲渚北端，即今银川附近；“号非苑”具体地址不详，但在河奇苑附近无疑。由于当时战争频仍，仅靠官府养马，显然不能满足需要。汉武帝曾令当地老百姓也要发展畜牧，由官府贷给母马，以繁殖马匹，三年后归还，利息什一，即只交１０％的利息，“以充入新秦中”。史书描述当时的情景是：“人民炽盛，牛马布野”，很是富足。

西汉末、东汉初，虽然遭受连年战争的破坏，但吴忠一带的畜牧业仍很发达。在灵州连年作战的大将军邓禹就说这里“土广人稀，饶畜多谷”，欲把军队拉到这里“就粮养士”。汉顺帝时的尚书仆射虞诩也说这里“沃野千里，谷稼殷积，……水草丰美，土宜产畜，牛马衔尾，群羊塞道。”以至到汉和帝礼运五年（93年）朝庭不得不下令减少官办马场，“诏有司省减内外厩及凉州诸马苑”。但官马虽减，私人养马的仍然很多。两汉之际，大将军马援流亡到北地，他本人就“有畜数千头，谷数万斛”。汉安帝永初七年（113年），羌人与汉骑都尉马贤大战，羌人大败，损失牛马20000多头。汉安帝元初二年（116年），汉将任尚在富平打败了零昌，羌人又损失马、牛、羊2万多头。第二年，任尚追杀羌人首领狼莫，在富平上河区又将10万头牲畜掠走……这都说明两汉时期，吴忠一带的畜牧业相当发达；也说明以河奇苑、号非苑为代表的吴忠马政对当时及后世的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顺便还要提醒读者注意：当你们在读古代宁夏史的时候，常会碰到几个方位词“河东”、“河西”，“河南”、“河北”。对于“河东、河西”这两个方位词好理解，因为今天流经宁夏平原青铜峡口以北的黄河主河道的方向与古代基本一致，只是具体位置有所不同----向东移了若干里；但对“河南、河北”颇费解。这时，你就得考虑两个因素：一是时间的因素，另一个是黄河方向不正和改道的因素。

时间假如在北魏以前，这时候的灵州大地上，既有“枝分东出”的“枝津”，又有从贺兰常信乡向东折的黄河主河道，在这两个地方，都会有“河南”、“河北”的称呼：如果是在灵洲（河奇）南部，这“河”可能就指的是黄河东支即枝津；如果是在灵洲（河奇）北部，这“河”可能就是指从常信折向东北到陶乐西南与枝津汇合的那段黄河主流了。

时间假若是在隋唐宋元明诸朝，这时黄河“枝津”早已断流。则“河南”之“河”专指黄河主流。因为这期间黄河主流一出青铜峡口，便东游西荡，逐渐东移，在今吴忠早元、古城湾和党家河湾数次改道，经东塔乡北，向东流入灵武，再向北流去(请参阅本书附录2：《明代古河崖子示意图》)。按照这段黄河为坐标，吴忠（古灵州）就在“河南”了。当然，由于当时这一段黄河的流向不正，所以，古人把“河南”、“河北”与“河东”、“河西”混用，这也在所难免。明白了古代黄河主流和支流在宁夏平原的这一具体走向，也就明白了那一片神奇的土地----灵洲；从而也就容易弄清灵州、灵武……的具体方位了。

（原载《吴忠日报》2004年2月23日）

二 富平三迁

读古代史的人都知道，秦汉时期，宁夏境内的吴忠大地上有个富平县。

学现代地理的人又发现：古代富平从宁夏地图上消失了；而在今天的陕西地面上又出现了一个富平县。

于是就会问：这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今天陕西地面上的富平县就是从古代宁夏吴忠搬迁过去的那个富平县。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三十三年），秦将蒙恬受命北逐匈奴，收复包括宁夏在内的大片土地，把吴忠平原及其周边“肥饶之地七百里”命名为“新秦中”（以与“秦中”即陕西关中相区别），同时沿河筑44（一说34）县城。富平县就是在那一年设置的。

富平是宁夏北部设置最早的一个县，距今已有2218年的历史了，比“灵州”（也是设置在吴忠地面上的历史古城，设置时间：公元前191年）的历史还早23年。

史学界一般都认定：富平的具体方位就在今天吴忠金积附近，其根据就是北魏刁雍奏表所述“富平西南三十里有艾山……”及郦道元的《水经注》所说：黄河水“又北过北地富平县西。河侧有两山相对，水出其间，即上河峡也，世谓之青山峡”。“艾山”就是今峡口山与牛首山的泛称，“上河峡、青山峡”即今之青铜峡，它们与金积的相对位置和距离恰与刁雍和郦道元所述相符。

富平县背山带流，地理形势十分重要，进可以辖治整个宁夏平原，退可以据守待援；又有黄河“枝津”灌溉之利，农业开发较早，是个极为富庶的地方。

“富平三迁”是发生在东汉的事情。

东汉（公元25—220年）时期，北地郡（郡治就在富平）已成为羌族的主要居住地。这些已经归顺东汉政府的羌人，人口越来越多，势力越来越强盛，但政治地位十分低下，饱受地方小吏、刁滑地痞的政治压迫和经济盘剥。他们“或倥騘于豪右之手，或屈折于奴仆之勤。”“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积以愁怨”。处于苦境的羌人，不断发生骚乱。

东汉永初元年（107年），邓太后亲政，决定要把西域都护和田卒撤回内地，便征发金城（兰州）、陇西、天水的羌人随军掩护。被征羌人害怕远戌他乡，不能回家，走到酒泉附近，便纷纷逃跑。朝廷令附近的郡县发兵堵截，而且还把沿途羌人的房屋全部放火烧毁。羌人被逼走投无路，只好起来反抗。东汉王朝派车骑将军邓骘、征西校尉任尚带兵征讨。结果在汉阳之平襄打了一仗，任尚军大败，死了8000多人。

永初二年（108年），羌族部落头领滇零夺取了富平，并在此称“天子”。羌人力量越来越大，汉朝军队屡战不利，加上边塞一带二千石（类似今天干部的工资级别）以上的令、长，又都是内地人，不愿意在此长期守战，都争着向朝廷建议往内地迁移。于是，在永初五年（111年），东汉政府下诏将边塞的四个郡（北地、安定、上郡、陇西）迁往内地。其中，将北地郡的富平县迁往池阳（今陕西泾阳县西北）。――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边塞四郡内迁”，也是“富平首迁”。

这次内迁，给百姓带来沉重的灾难。官府强迫当地汉人同迁；百姓恋土，不愿随迁，地方官吏便下令把庄稼砍倒，把房子拆毁，把各种建筑夷为平地，把过去的积蓄全部都破坏了。致使随迁的老百姓“流离分散，随道死亡；或弃捐老弱，或为人仆妾，丧失大半。”随迁的老百姓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于永初五年（111年）九月，在杜奇、杜季贡和王信的率领下也举行起义，攻下了上邽城（今甘肃天水西）。

面对羌、汉人民的起义、反抗，东汉政府一面继续派兵镇压，一面采取收买、暗杀手段，使起义队伍逐渐削弱。义军领袖杜奇被暗杀，王信战死，杜季贡投奔富平的滇零。永初六年（112年），滇零病死，他的儿子零昌继续称“天子”，羌族人狼莫扶佐，封汉人杜季贡为将军，并令他守丁奚城（疑即今贺兰丁义附近）。元初二年（115年），东汉朝廷派征西将军马钧率兵镇压，结果被羌人打败，汉军损伤3000余人。羌人战斗力极强，“今虏皆骑马，日行数百，来如风雨，去如绝弦。”元初三年（116年），任尚又领匈奴兵一万多人在灵州（今吴忠）与零昌打了一仗，零昌战败，向富平（今金积附近）逃走。元初四年（117年），任尚收买羌人内部叛徒刺死杜季贡；九月，又收买羌人叛徒号封刺杀了零昌。是年冬天，在富平与狼莫发生了一次较大的战斗，两军相持60多天。在激烈的战斗中，狼莫失败逃走，任尚军共斩杀羌人5000多，还俘虏了1000多人。又过了不久（汉元初五年，公元118年）汉将邓遵又收买羌人叛徒刺杀了狼莫。至此，历时11年的东汉羌汉族人民大起义遂告失败。但这次起义给东汉统治者以沉重打击，“十余年问，兵连师老，不暂宁息，军旅之费，转运委输，用二百四十余亿，府努空竭。延及内郡，边民死者不可胜数。”

羌汉起义被镇压后，原迁往内地的边塞四郡仍不愿迁回原地。他们在“寄理”地又延拓了11年。

汉顺帝永建四年（129年），尚书仆射虞诩上书汉顺帝，认为包括富平在内的边塞四郡，沃野千里，水草丰美，阻山带河，不可久弃。建议仍迁回原地。汉顺帝采纳了这一建议，派郭璜督促原郡居民，各还旧县，修复城郭，大兴屯垦。于是，富平县在迁出吴忠18年（111—129年）后，又在这一年迁回原地。永建五年（130年）十月，汉顺帝亲临富平等地巡视，慰问了戌边的军士。

但是，由于汉朝廷没有认真吸取教训、及时调整对羌人的政策，边郡官吏“天性虐刻”，对羌人“多所扰发”，终于在永和四年（139年），也就是在第一次羌人起义刚结束10年之后，又激发了第二次羌人起义。这一次，东汉政府派马贤率军镇压。马贤与他的两个儿子在一次战斗中战败身亡。羌人又攻打富平县。北地郡太守贾福（驻富平县）守不住了，又仓皇将富平县迁往冯翊（今西安郊区高陵）。这一迁，就再也没有回来！

汉桓帝延熹二年（159年），距第二次羌族起义20年，羌人又发动了第三次起义。这次起义战火波及的面比上两次都大。不仅宁夏地区全被战火覆盖，而且还波及到三辅（西安附近）和凉、并二州。东汉政府又起用固原人皇甫规、张奂采取招抚的办法，使羌人20万人投降、归顺。但汉将段颍则以羌人“狼子野心，难以恩纳，势穷虽服，兵去复劫”为借口，采用极为残酷的镇压手段，“长矛挟胁，白刃加颈”，先后在灵武谷（贺兰山口）、泾阳、瓦亭山（今固原南）追杀羌族义军，血洗三辅、北地、安定。羌人的第三次起义终于被镇压。

在汉灵帝中平十五年（185年）富平县在过了46年“寄理”的日子后，终于打算从冯翊移回原址。但仅移到彭阳县界就走不动了——这时已是东汉末年，各地群雄并起，边塞也不安宁，只好再向西南回迁，最后落户在陕西怀德，这就是今天的富平县。

富平经过三次迁徙，便从吴忠的地面上永久地消失了。

（原载《吴忠日报》2004年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