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梦怡 科技日报记者 吴长锋

日前，一份钱学森与郭光灿院士有关量子信息的讨论书信手稿，现身由国家网信办等单位联合举办的第五届“强网杯”系列活动中。 这份手稿的收藏者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主任郭光灿，向记者讲述了手稿背后的故事。

钱学森的来信

给钱学森写信

198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首次提出量子计算机概念。同年，郭光灿被公派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担任访问学者，成为国内首次接触量子信息的学者之一。回国后，郭光灿积极推动国内量子光学的研究。

上世纪90年代，当量子信息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国际学术界悄然萌芽时，郭光灿院士敏锐地意识到，这是极富生命力的崭新发展方向，是中国可能在国际学术界占据一席之地的大好机遇。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主任郭光灿

1998年，郭光灿开始谋划组织“量子通讯和量子计算”香山科学会议。这个会议以基础研究的科学前沿问题与我国重大工程技术领域中的科学问题为主题。 按照惯例，每次香山会议都要找一位著名科学家主持。这位“著名科学家”去哪找？郭光灿想到了钱学森。于是他决定给钱学森写信，邀请钱学森来主持“量子通讯和量子计算”香山科学会议。

令郭光灿没想到的是，他很快就收到了钱学森的回信。

郭光灿回忆起当年情形。“我说中国要在这个领域(量子信息)竞争，就要集国内的力量搞。”钱老在回信里写道：“要像当初搞两弹一星那样的方式组织国内最厉害的队伍，集中火力来搞(量子信息)。” 钱学森在信里说：“我很同意您说的应统一组织全国力量攻克量子信息系统的技术问题。此事关系到国家大事。” 但他同时说：“现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时代不同了，老一套方法是行不通的。” 这给了郭光灿很大的鼓舞，也带给他思考。

1997年，我国制定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开展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重点基础研究，即“973计划”。郭光灿从收到信的那一年开始申请“973”项目。他认为，“973”瞄准的是“国家重大需求的基础研究”，而将来量子信息、量子密码都是国家需要的，应该得到资助。

然而第一年、第二年把材料交上去后，却杳无音讯。当时专家组的部分专家认为，经典信息尚未完全研究清楚，还搞什么量子信息？ 直到2001年，国际上量子信息的研究已经风生水起，国内也逐渐意识到其重要地位，郭光灿终于在第四次申请时成功获批，这个项目是我国量子信息领域的第一个“973”项目。他把国内这个领域的主要队伍都拢了起来——十几家参与单位，五十多位骨干研究人员。这支队伍成为日后中国量子信息科研力量的一支重要班底。

为了钱老惦念的“国家”大事

要想把钱学森心中的“国家大事”办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其中最大的障碍就是科研经费。

郭光灿的学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郭国平回忆说“ 当时没人看好，也没人给钱，到处碰壁。 量子计算研究是个烧钱的活儿。”郭国平说，搞半导体加工的装置太费钱了。刚开始搞的时候，做一个芯片要到国外去做，拿回国来实验，芯片坏了，再拿到国外修，一来一回三个月就过去了。

折腾了几次，郭光灿痛定思痛，一定要搞一套自己的、简易的半导体加工设备，“至少要把实验做起来”。 当时，郭光灿已经把实验室所有的钱都“赌”在量子计算上，但还是不够。

一直到2010年，“固态量子芯片”入选了国家“超级973”科技专项， 钱的焦虑才得到缓解。

时至今日，钱学森信中提及的、几代科学家心心念念的“国家大事”的脉络已经愈发清晰。 超级973项目“固态量子芯片”在2013年取得重大突破，郭国平研究组成功在“一个电子”上实现10皮秒级量子逻辑门运算，将原世界纪录提高近百倍。

国产量子计算机“悟源”

“如果等待国内量子计算的相关技术发展起来，再去考虑产业化，将为时已晚。”郭光灿说，“我就不相信，不靠国外，我们在自己的土壤上培养不出量子计算的人才。”

“实验室里的技术再强大，再尖端，也只是发表一两篇世界期刊的杂志。要从实验室走向工程化，这个过程非常非常漫长。”郭光灿说，中国有一句话叫做大树底下不长草，我不干涉他们，必须放手让他们去冲，去闯。

“量子计算机的发展要经历量子原型机、量子霸权和量子通用机三个阶段，目前人类正在走向量子霸权阶段。”郭光灿表示：“即便是霸权出来了，我们也不能说量子计算机做好了，因为距离通用机还相当远。” 郭光灿表示，他打算将钱学森的手稿原件捐赠给中国科大博物馆，“那是我们出发的时候一份重要的嘱托”。

文中图片由本源量子提供

编辑：张琦琪

审核：岳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