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数据运营、IoT、人工智能等词汇从一位种了三十年瓜的农民嘴里蹦出来时，这场始于去年初夏的工程师上山下乡运动，已经让这家中国最大的科技公司和传统的农村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化学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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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了三十多年农民的邢国强突然发现能用新的方式种田养瓜了。

“在海南，我们可以十月份播种，元旦期间甜瓜就能上市。在陕西，我们现在栽种，三月份上市。再往北是宁夏、内蒙，时下气温都在零度以下，如果五月播种，八月也有甜瓜成熟……”坐在被甜瓜大棚包围的办公室里，邢国强向阿里云工程师王伟描摹了一幅雄心勃勃的蓝图。

窗外是入冬后的关中平原，除了地里被霜打蔫了的生菜，一星绿意也无。没有合适的桌子，王伟把电脑摊在膝盖上，记录客户的反馈。

半年的时间里，他们和同事已经逐渐习惯把电脑搬到田间地头或者养殖场的猪圈边写代码。在离开故乡的农村许多年以后，他们以从未想过的方式重新回到农村。

说到兴奋处，只有四十五岁，两鬓却有些斑白的邢国强忍不住举起右手，对着空气比划一条甜瓜的“北伐”路线图。不过几个月的时间，在阿里工程师的耳濡目染下，他的词汇库里已经出现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普通农民一辈子不会提及的字眼。

邢国强描绘的理想场景，现实中正展开了第一步。

在他办公室墙角的电视屏幕上，一张极具科技感的大图展示着邢国强农场里的各项数据：2018年全年收成11700吨，种植面积2600亩，累计用功1480人……在未来，它将成为农场的“神经中枢”，帮助邢国强把甜瓜种到相距三千多公里的海南岛和内蒙古。

这是上个夏天开始，阿里的科技与农业发生化学碰撞的结果。

去年6月7日，上海云栖大会上，阿里云发布ET农业大脑，期望把科技应用到农业和农村，帮助提升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位于陕西阎良的国强甜瓜农业合作社是第一批试点农企，合作的第一步是基地种植的数字化。

试点农企的老板们用人生的前几十年演绎了勤劳创造财富的故事，智能技术试图解决的是勤劳和人力不能及之处。

以国强甜瓜的老板邢国强为例，他从未离开故土，很早就琢磨着怎么能从这关中平原的土地上挖出点金子来。邢国强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姐姐考上大学离开了农村。因为家境贫困，他中学毕业后就没有继续读书，留在了阎良务农。

阎良位于关中平原的腹地，渭河流经此地。小麦是当地的主要农作物。

2013年开始，邢国强聚焦于种甜瓜。他和几个乡亲成立了一个生产合作社，搭建大棚来扩大种植规模。他肯动脑筋，钻研甜瓜种植技术到了入迷的地步。听闻国外先进的滴灌技术被引进国内，他立即开着车去合肥，买回设备。

大多数时候，他都是阎良新技术的引领者。这一次，邢国强想知道，新的生产方式会带来什么。云栖大会当天，他开着车子拉着甜瓜到了上海会场，一千多公里的路他开了三天。邢国强用这种行动来表达自己对农业里即将到来的新变化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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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科技下沉的浪潮，也被解读为新的工程师上山下乡运动。城市与农村之间被撕开了一个口子，两个世界有了对话的可能。

这是一个科技激活农业的故事，也是一个农村和农民重新唤醒城市年轻人的故事。

对于上山下乡，起初工程师们是有些排斥的。

王伟仍清晰的记得，五月中旬初到甜瓜地里的情景。关中平原已经入夏，阳光毫无阻拦地照着上千亩的甜瓜棚。正午时分，塑料大棚里的温度攀升到40多度，沉甸甸的甜瓜挂在翠绿的枝蔓上，采摘的季节将至。

王伟蹲在田垄间，抱着电脑，听负责种植的农民操着一口关中方言介绍大棚的面积、甜瓜品种、种植流程，并对大棚进行基础编号。空气里弥漫着施过肥后的臭味，他的T恤两三分钟就湿透了。

“这与想象中阿里巴巴的工作也差太远了吧。”当时，王伟觉得自己的工作简直是“买家秀”。而在几个月前，他的身份还是外资企业的白领，经常西装革履出入高端商务场所，偶尔借着去澳洲出差的机会，带妻子和儿子旅游。

去年五一过后，王伟入职阿里巴巴。他视之为人生第二次起跑，满怀期待与憧憬。一周后的某天早上，王伟接到了产品经理的电话，需要他协助采集国强甜瓜的部分数据。按照此前的经验，这些基础数据通常客户已经具备。然而，第二天，当他三催四请终于收到邢国强的助理杨辉远程发来的数据时，完全傻眼了，“不仅不全，还漏洞百出”。

次日清早，吃完早饭之后，王伟立即打了一辆车去阎良镇。因为路程遥远，期间还遭遇司机拒载。“路都不认识，就我一个人。”王伟在车上觉得有点委屈，他没预料到，接下来的日子里，这100公里路变成了他的日常通勤。

国强的甜瓜基地是阎良规模较大的农场，大棚数量有300多个，但信息化程度几乎为零，有些大棚的编号都是错乱的，遑论更详细的水肥数据。

走在五月的田野，暖煦的风熏然，让王伟仿佛回到了童年故乡的夏天，既觉得宽慰又感到怅然，“好像我追着时代往前奔跑了好多年，乡村依然很原始，仿佛停留在某个时刻就没有变过。”

随后的两周时间，王伟几乎每天都泡在甜瓜地里，工作时间也和瓜农的劳作保持一致，“他们下地干活，我就跟着去，中午在办公室整理数据，和农民们一起消磨午后的酷热的两三个小时，四五点再跟着他们去地里”。有些大棚位置偏远，车不能到，他需要徒步一两公里。

整理编号期间，王伟的一位同事也来到甜瓜地里。当时，他正在负责开发一款手机应用，计划在甜瓜与猕猴桃上市的季节推出。用户在挑选甜瓜和猕猴桃时，只需掏出手机扫一扫，即可分辨好坏、等级。

然而，想要“搜瓜神器”和“搜桃神器”智能起来，需要用足够多的样本数据去训练算法模型。采集甜瓜、猕猴桃的数据，成为摆在面前的一道难题。如果以厨师做饭来打比喻，他几乎需要从种菜开始。

五月底，王伟每天从早到晚，顶着烈日，穿梭在阎良的甜瓜地和市场，在瓜农与瓜贩狐疑地注视下，对着等级各异，大小不同的甜瓜拍照，“平均每天拍2000个瓜，累计拍了三、四万张照片。”为了扩大样本量，王伟还特地去菜市场，买了一些品质低劣的甜瓜回来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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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师们除了开发搜瓜神器这样帮助瓜果销售的小工具，更多试图解决的是邢国强苦恼多时的问题——把农业生产的流程标准化、数据化并开发相应的工具、产品，帮助农作物扩大规模，提高产量，从而带动更多的务农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厚厚的一沓种植记录对于工程师来说是很宝贵的数据

邢国良三十年在田地里的摸索，总结出来的结果是——所有的种菜种瓜经验都集中在“工夫”二字上。更科学的种植方法，总是掌握在最愿意钻研的人手里。

他对甜瓜有过一个设想，节省成本，又保证口感最好的办法是不搭大棚，利用自然的温度，把种植基地放到全国各地，从海南岛一直种到内蒙古，在最适宜的温度里种瓜。他在2014年开始扩张过合作社的规模，在宁夏扩建了几千亩的种植基地。他平均每两个月要去一次宁夏，一次待一个月，手把手教合作社的社员来种瓜。

然而，一切发展并不尽如人意。除了个人精力有限之外，邢国强发现这种教授方式和管理模式极其低效，宁夏基地的甜瓜产量也不如预期。

阿里巴巴希望将这些保存在顶级农人大脑的经验搬到线上，并使之产品化，用科技解决农业种植中的标准化问题。借此，普通农民也可以轻易地用顶级农民的经验管理农场或大棚。

但是，在这个领域里，一切仍处于探索阶段，没有多少可借鉴的经验。对于阿里云的工程师们而言，仿佛闯入一片无人区。在科技向农村下沉的过程中，冲突、隔膜几乎无所不在，而疑惑与费解也总是如影随形。

“你不能跟农民说数据，你得说得更具体，比如施了几次肥，浇了多少水”。城乡之间巨大的鸿沟，懂科技的人才极度匮乏，时常让王伟感觉力不从心，“瓜农很热心，很想帮你，但什么也做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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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曾经想过放弃。在甜瓜地里待了一周多的时候，无力感时常令他沮丧。

最先令他回心转意的，是第一口从田里新摘下的甜瓜，“我从没吃过那么脆甜的瓜，胃先被征服了”。他和瓜农分享着丰收的喜悦。

盛夏时节，田野一派葱茏，王伟的故乡庆阳也是一样的景致。他们每到一户瓜农家里，都会得到热情的招待，“有的阿姨直接跑去院子里，摘两个西红柿给我们”。尽管瓜农们并不清楚大数据、人工智能，但他们把信任给了阿里巴巴，这令王伟感觉到一种责任感，“我也许应该为他们做点什么”。

“电影《白鹿原》里那片麦田，虽然是关中的景象，但是我的故乡也是一样的。”王伟主动谈起已经很少回去的庆阳，甘陕交界处的一座国家级贫困县。和村里的年轻人一样，远走高飞曾是王伟理想。十年前，他就已经将父母接到西安来了。王伟心里有两个故乡，一个在回忆里，春华秋实，夜晚坐在麦垛上看漫天繁星，一个在清明节回家时看到的现实里，只剩下留守儿童与老人的凋敝村庄。

时值严冬，国强甜瓜基地的大棚里，新一季的甜瓜苗已经发芽，3月份即可采摘。它们将在摄像头、传感器和自动化设备的全程“照顾”中开花、授粉、结果、采摘。站在大棚里，邢国强滔滔不绝地谈论着未来的蓝图。离开大棚时，他拍着王伟的肩膀，“今年能做完的事，别拖到明年”。对于项目的进展，邢国强比工程师还心急。

在中国，IT技术与农业的结合目前仍只是起步，农业的规模化程度也远远不够。“人才与资本的匮乏，仍然是农村面临的最为严峻的问题。”王伟甚至大胆设想过，未来会有更多创业者选择这一领域。

穿越无人区，作为探路者，总是需要更多的勇气。王伟沉吟了片刻，“退一万步讲，就算我们失败了，后面的人还能循着我们的经验继续探索。”

这条路他们走得并不孤独。阎良往西南130公里之外的秦岭脚下，学园林学的陈娜，正在教授种猕猴桃的农民使用这套数据智能系统。两个被隔绝的世界正在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