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 年，新婚后不久，我随丈夫曾海赴美国陪读了。周边不少朋友替我惋惜，觉得那个时候我正处于演艺事业的上升期，这一去可能就难回影视界了。可是我并没有犹豫。对于那时25 岁的我而言，家庭生活本身也很重要。而且当时国内开始涌现大量的商业片，我不想妥协去演， 不愿被商业裹挟。

到了美国后，我们住在先生就读学校的学生公寓，生活过得很平稳，风平浪静。我一边读书，一边在当地一家华语电视台做节目主持。我喜欢这份新工作，每天要直播大量的新内容，借此我不断拓展眼界，也大大锻炼了语言表达的能力。

大约过了两年，1992 年，导演郑晓龙、冯小刚率领着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一批精兵强将来到纽约拍摄《北京人在纽约》，备受关注。这是第一部全程在国外取景的电视剧。姜文、马晓晴等主创人员，我都很熟悉， 我便以采访的名义去剧组探班。大家看见我都很高兴，围着我聊天，其中负责服装的相红辉兴奋地说：“赶紧跟晓龙导演说，严晓频在这，见一见她，我怎么觉得她这么合适呢？”这让我有点懵：“合适什么？”进一步聊天后，我才知道，这个组出了点状况，电视剧马上要开拍了， 但女一号郭燕的演员还没有定下来。后来晓龙导演也过来了，我俩虽然不熟，但相互知晓。他也觉得我的形象和气质跟郭燕很贴，就邀请我加入。

当时我并没有看过原著小说，就问姜文：“你认为我适合演那个角色吗？”姜文很认真地点头说：“我觉得你特合适。”

组里很认真地给我试了个妆，没有经过试戏，两天后他们就接我去了剧组，在长岛的一幢别墅里，楼上楼下很宽敞。由于经费紧张，剧组大部分人都住在这里，就像大家庭一样。有时我们会叫中餐馆里的外卖；有时会去中国城金门超市买蔬菜买肉回来自己做饭；有时我跟王姬买回一些熟食就放在房间窗外原本放花的木头盒子里，冬天外面非常冷，这个盒子就成了一个天然的小冰柜。我和王姬住一个房间，在别墅的顶头， 姜文住在另一头，中间有一个长廊。每次讨论剧本的时候，大家会开玩笑地问：“今天是去‘姜办’谈，还是去‘王办’谈呀？”

四个半月就要拍完二十集，拍摄进程非常紧张，每天拍摄量很大。快节奏让我有些担忧，姜文安慰我说：“晓频，你一点都不要担心，开始乱， 中间也乱，乱到最后，还是有点乱。但我告诉你，剪出来会很好。”姜文就是这样一个很感性也很真实的人，他的感觉总是很准。

很快，我的包袱就卸了下来，不再给自己增加压力。我想，导演既然选了我，肯定是认为我和人物贴得挺近。我自己感觉到，我跟郭艳身上最贴近的地方，是一种书卷气，她之前是学中医的。我慢慢领悟到，拍电影就是这样，肯定会去选最合适的人，如果被选上，哪怕你可能什么都不演，你就已经是“她”了，若拼命在那里演，反而过了，就不是“她”了。所以为什么拍电影很讲究现场气氛，要轻松，在松弛的状态下，才有可能冒出灵感的火花。

当然，松弛中还得“用心”。有了成为“她”的潜质和优势，但要一直是“她”，还得竭尽全力。以我的经验而言，台词的滚瓜烂熟是必须的， 写很多的人物分析、人物小传也是有益的，但终究还只是纸上谈兵，更重要的是在吃透人物的基础上，把自己融入环境里。我一直很注重每天到现场时的感觉，感受人物，感受当天要拍的戏，放下自我，去真实感受当时的空间、环境，找准当时人物的状态。

剧中，王启明原是北京某乐团的大提琴手，妻子郭燕是学中医的，夫妻俩怀揣着梦想远渡重洋前往美国，却突然被残酷的现实从云端踹到了窘迫生活的泥潭。在梦想已久的国度里，夫妻俩变得几乎一无所有，只能挤在一处贫民区的地下室，之前所学也毫无用武之地，只能被迫重头开始，时刻面临着非常严峻的生存问题。生活的落差、身份的落差导致的无奈、彷徨、失落，全然包裹住了他俩，但这种波涛汹涌的复杂情绪， 根本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于是，在拍一场织机厂的戏时，我把这种百感交集揉入到织衣服时的动作中，达到了“无声胜有声”的效果。这是现场环境给予我的创作灵感。

姜文是一个很有天赋、很有才华的演员。在跟姜文的对手戏中，我们也是相互刺激，产生很多即兴的火花。比如有一场戏，王启明和郭燕喝着酒，想象着将来成功的生活。姜文随性说了一些感想，我也很自然地接话。虽然之前没有排练过，但拍出来的效果却很好。在拍郭燕离婚后独自一人喝醉酒的戏时，恰巧那天是圣诞节，几乎所有的店都关门，只有酒吧开着， 剧组人员给我买来了红酒。表演有时是需要外部驱动力的。酒如同给我加了马达的力量，使我的即兴表演特别真实，那场戏也给我自己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每每回想又像是回到了当时。电影中的戏是可以排练的，但是是有限的，如果排到最后成了一个固有的模式，就会缺少生动感。